刑事追诉活动的经济学思考

国家委托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刑事追诉权,这一活动中国家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与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模型"相契合。"委托—代理"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则会带来道德风险。刑事追诉中滥用权力表现为三种行为模式:对事实上无罪的人进行处罚、对事实上有罪的人加重处罚、对事实上有罪的人减轻处罚或者不处罚,这都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并损害国家利益。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要求披露行使职权过程中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职务侵权责任制度,让滥用权力的行为人承担不利后果。

构建在校青少年刑事追诉制度的微观考量——从两起案例说起

年满16周岁不满22周岁的在校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受到社会普遍关注。针对在校青少年犯罪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非羁押诉讼"措施、人格调查与危险评估报告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污点消除制度,有利于落实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与恢复性司法

作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性司法必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刑事诉讼制度产生冲突。正在演进中的国家追诉理念与制度,应该改变先前垄断刑罚权的局面,适时作出修正,以应对恢复性司法的到来。如何构建恢复性司法模式,"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制度是其理性的选择。

公民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中的可能状态

公民一旦受到国家刑事追诉,其基本权利即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既有可能受到因正当程序造成的合理性伤害,更有可能遭受非正当程序带来的巨大侵害,再强大的犯罪势力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也渺如蝼蚁,更何况国家追诉还存在因制度缺陷而殃及无辜的可能性。这就是刑事诉讼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不受过分损害和非法侵害的根本理由。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民事裁判能否阻止刑事追诉

【要点】同一事实因不同法律规制形成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刑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是行为人向对方当事人承担的私法上的责任,而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向国家、向社会承担的公法上的责任,其性质、功能不同,故先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不能阻止刑事追诉。【案情】公诉机关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某让。2009年3月25日。

准确把握刑事追诉标准 发挥不捕不诉及复议复核制度的价值功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十二批指导性案例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为切实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要求,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依法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维护司法公正,202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不批捕不起诉复议复核及刑事追诉标准为主题发布了第五十二批指导性案例。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批指导性案例,现对案例发布的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解读。

强化“行刑衔接” 破解刑事追诉难

商业秘密案件刑事立案追诉标准高,在案件调查之初通常难以明确损失数额,直接导致无法推进到公安机关启动立案侦查程序;侵权行为实施初期往往未造成重大实际损失,潜在损失的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但若待损失扩大,又将错失遇制侵权行为的良机。为此,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联合公检部门,形成“行刑衔接”苏州模式。

论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之启动

遏制虚假诉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事纠错,另一种是刑事制裁。鉴于民事诉讼基本遵循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原则,民事诉讼的事实调查功能在发现虚假诉讼行为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性。有效遏制虚假诉讼已成为当前刑事立法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无论虚假诉讼是否单独入罪,亦或者是利用现有刑事罪名对其予以打击,在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上都存在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鉴于虚假诉讼的特殊性,应当明确由检察机关行使对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权。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时,需要处理好刑事追诉与民事裁判、调解之间的冲突。

虚假广告行为刑事追诉的程序问题之争

犯罪嫌疑人杨某等人经事先预谋，出资1万港币通过某中介在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05年2月7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某医院投资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国际类风湿病研究院（业务范围为类风湿病、强直性脊柱炎研究，医药研究开发，科研临床合作），但其在香港的注册地址为原中介在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该公司本身并无自己的办公地址与人员从事研发活动。同时，杨某等人出资10万元于漯河市某医院王甲处购买了“免疫平衡调节术”，

“疑罪从挂”案件的刑事追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1月24日5时许，湖南省会同县广坪镇大湾村六组村民李林康（因本案已判刑）在家中听见邻居吴作梅大喊“有贼”，出门查看并将被害人龙远鹏（户籍所在地为贵州省天柱县竹林乡）抓住，后李林康与李承刚（因本案已判刑）、被告人李林校等人对龙远鹏实施殴打，致使龙远鹏因创伤性休克循环衰竭死亡。

行政执法与刑事追诉的交叉与边界——谈涉烟类非法经营案的法律适用

长期以来，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假冒卷烟的大量存在．严重危害了人体健康，造成了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严重冲击和扰乱了卷烟市场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指导司法实践中办理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等刑事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发展趋势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是刑事司法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科学地构建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司法体系,必须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发展趋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对刑事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权利保障样态进行分析考察的基础上,刑事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呈以下发展趋势:在哲学基础上,由以权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权利的外延上,程序权利跃居优先保障;在权利与内涵上,开放性与扩张性并重;在权利的保障方式上,司法与立法并重;在保护范围上,由国内保护向国际保护延伸;在权利保障的法律位阶上,宪法与法律并重保障。

刑事庭审话语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被诉人的诉讼权利是人权保障的主体和核心。而诉讼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要以语言为媒介。因此,对刑事庭审话语的研究是揭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现状和问题的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和研究视角。以刑事庭审的详实的语料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刑事庭审中存在的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特别是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并结合这些语料,对我国的刑事庭审改革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见解。

背景与意义——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提出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追求由控辩审三方组成的三角结构,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这同时也是程序正义的要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距国际标准和通行做法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并在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防御权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刑事诉讼问题,同时也是宪政问题。因此,提出并在法律上确保该项权利的实现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杨荫杭不满检察垄断刑事追诉权

杨荫杭先生本世纪初出洋研修法律,回国后曾在北京任法律教职。辛亥后相继任江苏、浙江以及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1917年以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朝野为之震动。无奈这种独立司法之行为不见容于官官相护的中国政界,最后只能辞官回家。好在他博学多能,从事律师职业之余,又做报人发表了许多涉及范围广泛的文章。当然,法学类占有相当的比重,

虚假诉讼刑事追诉问题研究

实践中,对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效果不佳,存在识别机制不完善、民刑程序衔接不畅、证据发现认定难、刑事惩处不力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立法上程序阙如、实务上缺乏担当、学理上聚讼纷纭等。完善对虚假诉讼的刑事追诉,应注重建立多元化的识别机制,启动民事纠偏与刑事追诉程序,加强证据调取与审查,发挥指导性案例的引导功能、突出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构建完善的协同治理体系。

论自诉转公诉制度的立法确立

我国刑事追诉制度凝聚了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结晶,可划分为公诉、自诉和公诉转自诉三种方式。自诉转公诉是刑事追诉概念下的特定一项,在实体、程序及证明等三重维度,具备了当前其他几种追诉方式所没有的价值功用。然而,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下自诉转公诉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因应《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时代契机,对于此一问题的研判与思考不应仅仅囿于理论与实践之现存落差,而是应当以域外视角加以镜鉴,借由廓清自诉转公诉程序转化的弹性判断标准、明晰检察机关介入自诉的途径、统一审判机关处理自诉的方式,演绎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诉转公诉基本范式,进而助力刑事追诉制度的优化完善。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救济发展趋势研究

救济权是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世界各国法治的不断进步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刑事被追诉人权利救济日益受到重视,并体现出了司法化、宪法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