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知识产权“刑事门槛”争端的法律问题

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以寻求解决。这是DSB受理的第一起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所引发的争端。本案的争议核心是如何解释作为"刑事门槛"的《TRIPS协定》第61条所规定的"商业规模"。通过DSB解释实践,可以看出,"商业规模"的解释主权应属各成员所有,但解释边界受《TRIPS协定》第61条相关条件的限制,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机制符合《TRIPS协定》,没有必要继续下降"刑事门槛"。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施压应由单纯要求"降低刑事门槛"转变为"如何在降低正版产品的价格情况下加大对盗版的刑事打击力度"。

对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门槛之辨析

著作权的刑事保护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著作权刑事强保护和弱保护的政策选择,既要考虑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又要考虑我国国情,纯粹的强保护或绝对的弱保护都不是著作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的最佳选择。单纯地降低刑事门槛,只是治表,并不能阻止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责难。著作权刑事保护门槛要既符合国际条约的最低要求,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利益。

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门槛的修改问题

根据《经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定,中国有义务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门槛。修改可以分为"过渡措施"和"后续措施"两个阶段。"过渡措施"阶段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司法,即增加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显著降低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增加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可以由补救成本充分证明",在理论上并无障碍,实践中早已适用,《解释(三)》也予以认可。在"后续措施"阶段,中国有必要修改刑事门槛的立法规定,采用"重大损失+其他严重情节"的设置方式,该方式既考虑到"重大损失"情节的针对性、便利性,又能兼顾未能明确列举的其他情形,避免立法疏漏。

商业秘密犯罪边界下移法律效果的实证分析

为履行中美《经济贸易协定》承诺并使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持衔接,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相继通过修改法律和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门槛做出大幅调整。通过对72份涉及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判决书以及23份民事侵权判决书进行分析发现,修法虽有利于缓解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情节时“唯数额论”的不当现象,但法律条文的实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单一的条文修订不足以改变实践中的认定难题。要从本源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损失数额认定标准不一、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还需通过“释法与立法配套”的方式,进一步破除“以数额为中心”的僵化评价体系,构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法益性质及特征的评价体系,将犯罪手段、公共利益和特殊主体身份纳入“情节严重”的评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