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判决执行不力有多种原因。附带民诉判决执行不力现状不利于刑诉活动的顺利进行,不利于打击预防犯罪和维持社会正义。针对附带民事判决不力现状,应采取以下完善措施:明确附带民诉判决被执行人范围;完善弥补附带民诉原告物质损失的督促措施;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新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和知识产权检察“四合一”综合履职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解决刑事追究和民事追责,成为集约化诉讼的现实需求。当前,该制度的适用受到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三重桎梏,影响了该制度司法质效的发挥。知识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其法益侵害属于“财物损失”范畴。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符合诉讼的经济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下的制度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应当在厘清“物质损失”概念基础上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适用方式、完善其证明标准,促进民刑程序相协调,并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准确认定赔偿数额。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探究

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但由于精神损害自身具有主观性强、非财产性以及不可恢复性的特性,致使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难以确定,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也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能力差异、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影响,在执行上容易“空判”,被害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文章分析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可行性,进而针对现存的“空判”和“数额难以确定”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和判决

本文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三个问题入手,重点论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对我国现行法律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和判决的规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几点建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

《刑事诉讼法》经再次修正后颁布实施,各界对修正案的讨论焦点将转为如何评价修订成果和如何适用新规范,这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刑事诉讼法研究专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监视居住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特殊侦查措施、专家参与诉讼制度和强制医疗程序等进行评论,并提出适用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新《刑事诉讼法》取得良好的适用效果贡献智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仅在程序运作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故最理想的模式是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但在目前条件下不宜立刻取消这一制度,而应在以下方面逐步加以完善: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明确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全面承袭了1979年《刑诉法》的相应规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已经明显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程序上应当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等等问题进行完善。在完善相应程序制度的方式上,应当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现行司法解释的方式。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

我国法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设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发展到当下已发生目的异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成为一种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不是维护受害人私权,这就是它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因。在我国日益重视国民民事权益保障、重视公民人格尊严的当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守立场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制度的路径有多种,比较务实的选择是分步进行。首先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开始,逐步变革,直到废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让刑事的归于刑事,民事的归于民事。

论“先民后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兼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先刑后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模式,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未作任何变动。此种立法模式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依据,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从民事赔偿责任优先、人权保障的原则以及与刑事诉讼其他程序的协调出发,有必要对"先刑后民"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予以改革,在被告人认罪与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明确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构建一种"先民后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寻求利益平衡的途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进一步规范民事赔偿范围,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进来。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一直存有争议,其核心的问题是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范围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该制度存废的探讨。从附带民事诉讼"效率为主,兼顾公正"的程度价值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来看,现行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是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即应当仅限于具体的物质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将来的必然损失,精神损失暂不宜包括进来。尽管这种有限度的民事权益保护与充分全面的民事救济存有差距,但对某些特殊类型的受害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

因传统诉讼观念的影响、法律规定上的过于简单化、理论研究上的长期忽视、司法实践上的混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诉讼价值。笔者拟根据立法精神、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对改革和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提出一些建议:提起期间应当严格限定在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之后一审庭审之前;不应赋予人民检察院独立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权。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由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司法实践中是客观存在的 ,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在内容上缺少这方面的规定 ,致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无法可依。因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并应对刑事附带民事精神赔偿之诉的保护范围、法定条件、赔偿数额等问题做出明确、科学的规定。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再认识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予以回避,而相关司法解释又作出禁止性规定。现行司法解释排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有违法理,也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导致了法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显失公正,违背了立法原意,与公正、效率理念背道而驰。更可怕的是,会强化刑事责任替代民事责任的错误观念。笔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并对此进行了若干设想。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