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措施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的赔偿是司法实务特别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法院的审判,在执行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挖掘案件审结后的执行因素,力保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国家给予补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从两个个案谈诉讼法不应构成对实体法适用的限制

本文旨在针对目前在我国发生的消费者人身伤害案赔偿问题,及此类案件在审理中法律适用的问题,提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中,诉讼法规定的不周延或范围过于狭窄给司法过程中法律适用造成的困难,指出:在诉讼法当中应避免涉及实体法适用的规定,诉讼法应在程序上保证实体法规定的实现,而不应构成对实体法适用的限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死亡赔偿金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判赔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限制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民事权利。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通过明确死亡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失赔偿,完善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尽力矫正刑事司法解释在有关问题上的认识误区。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司法理念上应从比较片面的“案结事了”转变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要求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文进行重新认识,作出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民事权利的解释;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切实实施《民法典》,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贯彻民事责任优先原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探讨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问题,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方法是类举而不是列举,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其内容和含义的理解分歧较大。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过窄,应当适当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以期对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面临困境和对策的思考——基于宜宾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实证调查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存在受案范围小、争议难点多、执行到位率低、检察机关提起偏少等缺陷,为完善这一制度,应将精神损害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明确检察机关在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增设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规则适用——兼评一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刑事诉讼中 ,在证据不足或虽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但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 ,实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疑罪从无。但由于被告人的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害的被害人 ,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人宣告无罪的情况下 ,如果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占优势 ,则被告人虽不受刑事制裁 ,但应负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丹东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重要体现,在新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并不健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近五年来丹东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情况现状的分析,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建议。

海南西部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调研报告

通过对2009年1月至2011年4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法院)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457件案件中关于赔偿主体及赔偿范围等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相关分析,提出立法建议,希望能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及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所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吉高法[2000]46号《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的案件,原告一方要求增加赔偿数额,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进行调解。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止,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多集中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而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又主要是集中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这三项。因构成刑事责任而导致的赔偿部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致使赔偿额度天差地别,是长期以来我国附带民事诉讼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我国司法及学界呼吁将精神损害及“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解决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从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

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修改,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予受理”增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引起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范解读及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检视,可以揭示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从全面排斥到初步接受的态度转变。对司法数据加以解析可知,此种态度转变的实质原因在于犯罪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此契机下,可以德国、法国等国的法治经验为镜鉴,探索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路径:通过实体类型标准、严重损害标准与严格例外标准这“三重标准”对受理范围加以规范,尤其以强奸案、侮辱诽谤案、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犯罪三类案件为突破点,细化“一般不予受理”的范围。同时,通过执行机制、财产保全机制和国家补偿机制等配套保障机制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助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赔“两金”的价值证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判赔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问题备受争议,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答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两金”应和民事诉讼的“两金”定性相同,均指向被害人预期收入损失,实为间接物质损害赔偿。根据我国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民事和刑事立法取向的三重价值权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予判赔“两金”。但当前“两金”救济存在实施困境,其他变通救济措施也保护不力,借鉴司法解释新出现的个案衡量倾向权衡确定赔偿数额,建立赔偿激励机制和完善赔偿执行制度将具有相当可行性。

现代法治下构建刑事调解程序之思考——以基层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

随着现代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谐司法的理念不断渗入刑事诉讼领域，被誉为“东方之花”的中国调解，不再是民事诉讼领域的“宠儿”。在刑事诉讼领域同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刑事调解对有效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的公平与正义，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减少当事人的上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程序，将调解作为刑事诉讼追求和谐境界的价值选择，真正促进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完善，保障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平等，实现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对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发展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

《民法典》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松动,在司法解释上以“一般”加“例外”的形式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突破,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转向维护被害人的私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性质,带动部分法院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的转变需要对“例外”情形进行解释,进而扩大“例外”情形,最终实现完全允许刑事案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