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有利于安抚被害人、维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可以减少被害人家属的负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节省司法资源。论文通过对本制度的研究,主张从扩大赔偿请求权主体,将赔偿的范围进行合理的、贴合理论与实践要求的调整,建立国家级社会慈善救济体制等角度概括了几个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付机制的具体完善前景和轨制规划。

试论俄罗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

在国际人权保障制度中,对被害人人权保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确立给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在立法上都有规定。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第44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原告人对于犯罪行为所受到的直接损害可以要求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规定能够保障使得财产蒙受损失的被害人的正常生活或生产活动,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伤害进行抚慰,从而全面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俄罗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权保障与国际接轨建立了通道。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探究

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但由于精神损害自身具有主观性强、非财产性以及不可恢复性的特性,致使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难以确定,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也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能力差异、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影响,在执行上容易“空判”,被害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文章分析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可行性,进而针对现存的“空判”和“数额难以确定”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

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新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和知识产权检察“四合一”综合履职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解决刑事追究和民事追责,成为集约化诉讼的现实需求。当前,该制度的适用受到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三重桎梏,影响了该制度司法质效的发挥。知识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其法益侵害属于“财物损失”范畴。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符合诉讼的经济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下的制度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应当在厘清“物质损失”概念基础上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适用方式、完善其证明标准,促进民刑程序相协调,并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准确认定赔偿数额。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研究——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当前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主要类型,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架设不可避免地衍生了新的问题。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研究发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总体情况、实践特点及其司法智慧。面对制度“叠床架屋”之后的理论争议和对抗、审查双重面向当中的实践分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张力亟待回应。从“弥合的可能”到“可能的共识”,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实践呼唤理性证成、明确制度走向,逐一针对惩罚性赔偿的提出、适用与程序展开规范设计,同时在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使用方面进行专门探索与功能拓展。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立法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然而这一制度的确立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上保护人权立法的潮流。因此,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止,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多集中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而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又主要是集中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这三项。因构成刑事责任而导致的赔偿部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致使赔偿额度天差地别,是长期以来我国附带民事诉讼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我国司法及学界呼吁将精神损害及“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解决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从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

建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这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给司法实践造成了矛盾与困惑。随着国际范围内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为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该文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价值、刑事诉讼的理念、国外立法例等角度分析,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宜排斥“精种损害赔偿制度”。建议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将“经济损失”“物质损失” 修改为“利益损失”,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当今社会 ,精神权利愈来愈受重视 ,在民事法律规范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承认和支持的同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将其拒之门外 ,由此产生诸多弊端。为实现法之公正 ,并充分发挥刑事诉讼的积极作用 ,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受理 ,并依据有关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当今社会,精神权利愈来愈受重视,在民事法律规范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承认和支持的同 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却将其拒之门外,由此产生诸多弊端。为实现法之公正,并充分发挥刑事 诉讼的积极作用,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受理,并依据有关 民事法律规范确定责任的有无及大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

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修改,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予受理”增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引起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范解读及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检视,可以揭示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从全面排斥到初步接受的态度转变。对司法数据加以解析可知,此种态度转变的实质原因在于犯罪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此契机下,可以德国、法国等国的法治经验为镜鉴,探索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路径:通过实体类型标准、严重损害标准与严格例外标准这“三重标准”对受理范围加以规范,尤其以强奸案、侮辱诽谤案、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犯罪三类案件为突破点,细化“一般不予受理”的范围。同时,通过执行机制、财产保全机制和国家补偿机制等配套保障机制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助力。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

《民法典》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松动,在司法解释上以“一般”加“例外”的形式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突破,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转向维护被害人的私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性质,带动部分法院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的转变需要对“例外”情形进行解释,进而扩大“例外”情形,最终实现完全允许刑事案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

我国法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设立之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发展到当下已发生目的异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成为一种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不是维护受害人私权,这就是它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因。在我国日益重视国民民事权益保障、重视公民人格尊严的当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守立场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制度的路径有多种,比较务实的选择是分步进行。首先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开始,逐步变革,直到废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让刑事的归于刑事,民事的归于民事。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思考

目前,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失赔偿,但在侵权程度更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并不能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诉讼范围中,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笔者建议今年修改刑诉法中,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从典型案例着手,在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依据,并提出了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