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群体性事件刑事预防机制研究

当前,在"和谐社会"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前提下,构建环境群体性刑事预防机制,需要充分发挥刑法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适当发挥消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和特殊预防功能。应从严惩环境污染背后的职务犯罪、对维权群众坚持宽大原则、引入刑事听证、善用刑事和解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试论刑事一体化模式下的犯罪预防

犯罪预防是刑法学尤其是犯罪学中的一项重要命题,对犯罪预防的研究一直都为刑法学家和犯罪学家所重视。而且,开展犯罪预防工作也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重要环节。要行之有效地进行犯罪预防,最重要的莫过于犯罪预防体系的建立。刑事一体化主要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犯罪和刑罚问题的刑事法研究思路,这种思路付诸于司法实践就要求综合运用刑事法所涵盖的诸多学科知识全方位、多角度地对犯罪和刑罚做出整体的透视,以期获得全面科学的认识,其中就必然包含了犯罪预防方面的内容。

犯罪学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探索——加强我国青少年的刑事被害预防之观念预防教育

青少年是父母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切实保护好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肩负的责任,探索我国青少年刑事被害预防的教育具有现实意义。本人结合多年来在"犯罪学"课堂理论教学中积累的教学心得和体会,提出针对广大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展开刑事被害预防中的观念预防教育的必要性,并就如何加强我国的青少年刑事被害预防中的观念预防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浅议我国刑事错案的预防——以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防控体系为视角

由于个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和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刑事错案的发生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但刑事错案确实严重侵害了被追诉人的人权,动摇了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仔细梳理、认真考量英美两国刑事错案防控体系及救济制度,文章认为在我国应创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加强证据审核、完善辩护制度,对构建刑事错案预防体系大有裨益。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视与反思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有利于遏制恐怖活动犯罪,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但刑法作为国家权力之一,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在肯定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具有合理性的同时,警惕刑法的不当扩张而造成的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也应同步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对此,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的建构应奉行以自由保障为前提、以安全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合理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范围,并严格其入罪和出罪,以期实现反恐与保障人权之间的有效平衡。

村干部职务犯罪之特征、根源与预防

“精准扶贫”政策为农村地区带来了大量脱贫经费。当前,村干部职务犯罪逐年上升,窝案、窜案情况较为普遍。村干部职务犯罪作案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以贪污、受贿类型为主。具备该特征的根源在于村干部文化素养不高,易以权谋私;村财务管理体系不完善,财务管理混乱且监督不力;农村数量多,治理难度大等。因此为保障“脱贫攻坚战”的胜利,亟需提高村干部教育水平、严格财务管理、完善监督预防机制,以及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预防举措。

国际反恐领域预防性刑事法之建构——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为例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体系是整个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价值维度,经验实用主义是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乃至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哲学基础,新社会防卫论是其刑事政策背景;于制度维度,公约于立法、执法及条文制度层面也有密切关系;于规范维度,"经验实用主义刑法观"缺乏规范体系内在逻辑的周延性。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为基点,比较分析大陆和英美刑法理论,建构"预防性刑事法"之规范体系,既有利于我国民航安保领域反恐怖主义在立法与司法上有效开展,又有利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深度融入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中。

略论电子商务犯罪及其市场监管

随着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以网络为工具危害电子商务秩序活动和安全的各种犯罪日渐频繁，给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电子商务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经济社会的犯罪，需谨慎对待。本文着重研究电子商务犯罪的类型、步骤和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监管商务市场，遏制和打击电子商务犯罪。

试论我国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成因及防控对策

现代风险社会下,企业家所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可以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国营式和民营式、已发生和未发生的刑事法律风险。企业家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增多,既有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外部原因,也有企业家自身的法律意识缺失等内部原因。风险社会下诱发企业家犯罪的成因多样复杂,因此构建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也需多级联动。树立正确的法益保护理念,严格适用罪行法定原则。提升企业家的法律意识,构建正确的社会观念。

对我国“入世”后跨国犯罪的分析

加入“WTO”意味着将给我国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然而 ,另一方面也给跨国犯罪活动舞台提供了便利。我国“入世”后跨国犯罪表现为国内犯罪和国际犯罪两类 ,跨国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了“WTO”所创造出的市场开放的机遇。如何预防我国“入世”后的跨国犯罪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考虑的问题 ,其中 。

论结果加重犯行为人主观罪过及其判定

结果加重犯由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两部分构成,它是指本已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一具体的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客观上要求加重其刑的犯罪形态。对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之判定应涵摄对基本犯故意之判定和对加重结果过失之判定两大部分。其中,基本犯故意之判定,其核心是判定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满足基本犯故意之成立的两个基本要件;对加重结果过失之判定,关键在于对行为人"能预见"能力之判定。为防范司法判断的恣意性,确保个案正义,关于结果加重犯"能预见"能力之判定,我们主张主观标准说。当然,从刑事政策的一般预防性功能出发,结果加重犯刑罚应该得到限制。从本质上看,肯定结果加重犯刑罚的法益价值与限制其法律适用之范围,乃强调归责之责任主义与注重预防之刑事政策间相互较量之结果。在当今依法治国主旋律下,如何限制结果加重犯刑罚之适用,尤其是关涉结果加重犯主观罪过认定之研究,必将呈现更注重实证、更为精细化之研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