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的刑事风险与法律应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发或在人为引导下有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风险。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发产生虚假信息的负外部性,由于在新过失论前提下服务提供者对规章义务的违反已受到相关治理规范的规制,在刑事责任的设置上宜参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解释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其拒不履行生成式服务规范义务产生的严重后果承担刑事责任。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被用作犯罪工具触发编造及传播虚假信息的潜在风险,传统罪名足以规制,但具体交叉罪名需从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明确区分适用。在追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时宜弱化量化标准的适用效力。

互联网股权众筹的刑事风险及规制类型建构——基于刑法理性的视角

在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下,互联网股权众筹在现时具备重要价值。但因为监管法律缺失、经营模式有待完善等原因,互联网股权众筹的“野蛮生长”可能引发多种刑事风险,对此一味动用刑法并非妥当的选择。当代社会的刑法理性由风险社会理论、轻罪治理观等组成,基于刑法理性的思维,应对不同的行为类型进行分类规制:对不值得刑事处罚的行为类型进行出罪,并使用前置法规范进行调控;对法益侵害性有限的行为类型从轻处罚;对可能进一步引发严重社会风险的行为类型从重处罚,以此确保互联网股权众筹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及刑法因应

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事风险可以类型化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而只有前者具有刑法规范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应将研究范围框定其中。以犯罪构成四要件为基准,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存在样态表现为客体挑战、行为异化、主体难题和主观风险,其只是对既有刑法体系造成一定冲击而非颠覆。基于此,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防治策略应采取刑法应对的回归立场,在厘清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人类依附性的本质之后,可以借鉴第三人责任范围的划定,将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划分为研发阶段、生产阶段和使用阶段,并根据风险的发展环节,对相关责任主体科以差异化的义务要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规制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交互行为有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并将类人化行为中部分数据交互和生成行为进一步拟制为刑法所规制的危害行为。但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创设的刑事风险种类多样,包括法益侵害、数据泄露、数据滥用和算法技术滥用等风险。面对这些新型风险,刑事规制手段应当立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机制,以刑事合规和相关法规范为主要措施进行规制。文章认为,应主要从数据风险预防和数据安全风险处理两个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并加强相关法规的效力。

区块链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刑事风险及其应对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能合约为载体的犯罪正呈现多元化。分布式账本的“去中心化”风险与合约代码的“转化”风险,产生了以智能合约为工具的犯罪;非对称算法的“私钥”风险,产生了以智能合约为对象的犯罪;自动执行的“不可逆”风险,产生了以智能合约为空间的犯罪。为了应对上述风险,需要从计算机技术与刑法理论协同推进。技术方面,谋求“完全匿名”到“可控匿名”的去中心化蜕变;实现“完全不管”到“必要监管”的平台义务转换;完善合约代码的堵漏机制。刑法理论方面,在客观归责层面引入行为共同说,并全面承认片面的共犯理论;确定私钥、以太币的虚拟财产属性;借鉴实质预备犯理论,作为处罚智能合约预备阶段的依据。

“两高”司法解释激活逃避追缴欠税罪,欠税企业刑事风险恐将爆发

受各类因素的影响,一些企业会在往期经营过程中因出现资金链断裂、税务不合规等原因出现欠税现象。许多企业在长期欠税状态下艰难维持经营,甚至出现逃避追缴欠税的不法现象。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填补了我国刑法关于逃避追缴欠税罪的犯罪行为表现,激活了这一沉睡已久的罪名,欠税企业恐将面临严峻的刑事责任风险。本文以解读《司法解释》该罪条款为切入点,结合案例分析欠税企业法与不法、罪与非罪的边界,以期为企业防范和应对刑事风险提供参考。

律师带你避风险系列之五——刑事风险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守法经营,不能随意触碰法律的红线,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在乎,那么持续下去,等待违法者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惩处——刑事处罚。

不规范开具使用发票的刑事风险

公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涉及税款缴纳,如发生货物流转(或提供服务)、成本支出以及营业额增加等。国家层面营改增、各地税收政策的差异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异。一些公司企业为获取更大的利益,不规范开具使用发票,可能涉嫌发票犯罪。在诸多票据类犯罪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已经是涉税案件中比例最高,也是企业家犯罪中比例最高的罪名。实践中涉案金额巨大的发票犯罪,绝大多数也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警惕洗钱犯罪刑事风险

一般认为,洗钱是指将犯罪或其他非法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收入,通过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掩饰、隐瞒、转化,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过程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四)跨境转移资产的。

浅析逃税罪刑事风险

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围绕打击涉税犯罪介绍了有关情况。据介绍,近年来,公安机关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形势,紧盯涉税犯罪变化趋势,持续保持对涉税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仅去年一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1.6万余起.

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研究

加密资产属于第二代虚拟财产。加密资产以去中心化技术为支撑,具有匿名性、不可篡改性、跨境跨平台流转的方便性等特征。围绕加密资产的分类和属性,以及针对加密资产的监管模式,各国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我国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经历了从部分禁止到全面禁止的过程。加密资产有可能被利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传销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等刑事法律风险。在未来,我国应当围绕监管和责任两个关键词,制定《数字资产法》,实现与《民法典》第127条的衔接,并探索构建数字刑法体系。

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防治策略——以ChatGPT为例

生成型人工智能在通过程序生成具有创造性的新内容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同时蕴含诸多的刑事风险。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包括不当获取数据信息的刑事风险、生成违法犯罪信息的刑事风险、使用者不当利用生成内容的刑事风险。规制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时,刑法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保持内在的谦抑,坚守不阻碍科技发展的底线。为此,应采用分级治理策略:通过生成型人工智能研发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探索生成型人工智能所涉违法犯罪的预防性治理模式;加强科技监管手段在行政监管手段中的运用比重,通过有效的行政规制手段降低生成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现实化的可能性;当刑事合规计划与行政监管手段失灵时,才可考虑采用轻重程度适当的刑法规制手段。实施分级治理策略,有利于督促生成型人工智能研发企业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并充分发挥行政监管与行政前置法“过滤”犯罪的作用,实现遏制技术风险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双重目的。

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的教义学限制

立足司法裁判实践,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主要涉及三种类型: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对象”实施的犯罪、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空间”实施的犯罪和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工具”实施的犯罪。进一步从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审视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被人为放大,突出表现为:司法解释过度扩张和司法裁判过度入罪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尝试引入刑法教义学理论,从司法适用角度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放大化的限制路径。

智能网联汽车的刑事风险与应对研究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应用和普及,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威胁,由此引发的刑事风险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为了有效减少或杜绝智能网联汽车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安全带来的刑事风险,必须首先明确智能网联汽车主体的设计者、制造者,互联网程序的研发者、维护者以及车辆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等各方责任主体;其次,要完善刑法关于为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罪、危险驾驶罪、破坏交通工具罪以及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相关规定;最后,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保护方面,通过制度建设和技术手段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保护,以此应对智能网联汽车产生的刑事风险。

从实践案例看新业态下著作权刑事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新业态中涉及内容产业的创新模式,经常面临著作权侵权风险,甚至已经出现一批承担刑事责任的新业态案件。除了侵权行为在性质、数量上需要符合刑法构成要件外,“以营利为目的”是从主观上区分著作权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的重要分水岭。对于著作权侵权行为,一旦在主观上被认定具有营利目的,其遭受刑事处罚的风险将大幅提升。所谓“营利”,即以经营行为获取利益,因此“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尽管伴随网络新业态发展,著作权领域营利模式不断创新,但在司法机关的实质认定之下,出现了多种落入刑事风险领域的情形,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论非正常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刑事风险

在针对民间金融活动的打击治理下,出借人除了面临法定的利率红线、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民事限制外,甚至面临着一定的刑事风险,如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但刑法作为法律最后的防线不能被民事规制随意击穿,当出借人实施高利贷行为时,虽可以对其适用非法经营罪,但基于口袋罪的限缩性以及高利放贷的危害性,应对其进行单独入罪。而对于出借人所实施的套路贷行为,首先要杜绝将其直接等同犯罪,如砍头息并不等同于诈骗,拘禁借款人进行索债也不等同于绑架;其次,只有当出借人的行为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时,才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及规制研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和《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作为我国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评估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立足于当下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及风险规制问题展开研究,梳理当前资产评估职业所面临的刑事风险,分析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规制资产评估职业刑事风险的建议。

由ChatGPT引发的刑事风险思考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一经问世便迅速在各行各业卷起了议论热潮。一方面ChatGPT的诞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ChatGPT超强的智能性和应用多样性,引发了刑法学者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新的刑事风险思考,总体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思考。第一,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引领下,老生常谈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研究是否有必要对此进一步深挖研究,国家又应该如何应对这类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第二,ChatGPT是否为强人工智能,而这决定了其是否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以及是否进一步冲击了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第三,以ChatGPT为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适用的过程中会引发哪些犯罪风险。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ChatGPT的出现只是一个引子,解决其在广泛运用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才是刑法学者们所需要思考的重点。

保险行业经营安全刑事风险合规防范和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下)

接《保险行业经营安全刑事风险合规防范和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见本刊2023年第9期)六、保险行业经营安全刑事风险合规治理的协作治理模式完善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机制是进一步推进保险行业经营安全刑事风险合规管理的重要抓手。

论互联网金融刑事风险与犯罪侦防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互联网金融犯罪随之出现,其类型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和集资诈骗犯罪等,呈现出专业化、隐蔽性、危害大等特点。面对互联网金融“伪平台”、第三方支付及金融理财产品产生的刑事风险,需要运用大数据管控预警、加强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开展集群战役和加强金融行业协作等侦查措施,全链条精确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监督和加大宣传力度等防控措施,从源头治理互联网金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