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

论清代的刑名幕友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清代幕友的种类很多 ,其中的刑名幕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帮助地方政府处理行政事务、析案断狱。他们为主官所请 ,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且来去自由。刑名幕友的来源很广并且没有确定的服务年限 ,他们一般与州县官的私人关系很好 ,为此幕友中有些人却擅用职权 ,清政府采取了一些防范刑名幕友擅权的措施 。

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刑名师爷

我们无法摆脱传统诉讼文化对当下法治建设的影响。乡土社会中的刑名师爷是案件的真正决断者,是法律职业者,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于政治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借古思今,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

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

为了辨析刑名之学与名家之关系的基础上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的不同方面,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分析对比的方法给以论证。名家分为实用名学和理论名学两部分,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前者,而后者则正是法家所坚决排斥的。实用名学中的名实关系、刑名之学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其经验教训和孔子的正名学说,都给法家提供了构建社会和制定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

本文论述了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包括犯赃种类、各时期的惩治情况与所用刑罚等。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罪行以赃罪为主,纲运中军人犯法的处置细则也多触及赃律。宋朝对赃罪的处理日趋宽松,对边帅重将更是恩宠有加。除赃罪外,宋代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法律刑名,还包括私相交易律、私役军士罪与计庸律等。这些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既体现了宋廷对军队营利性经营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别具特色的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黄帝帛书》刑名思想

《黄帝帛书》的“刑名”不仅指一般的名称和外形(即“名”与“实”的关系),同时更着重于强调法令、法规、制度(“名”)与法规制度实际执行的情状(“刑”)的关系的探讨,因而和形名家单纯从理论上探讨名实关系是不同的《黄帝帛书》的刑名思想中最突出的主要有三大内容:其一提出了逻辑思维层次的“名理”的概念,并作出理论阐释;其二,提出了事物命名的原则:“物自为名”。其三,在名实关系上强调“名实相应”。

论东汉末年的霸政观念与刑名之治的关系

从分析东汉末年人们所持的"霸世"、"霸功"或"霸业"观念出发,当时人对自己所处的动乱的政治环境有很明确的认知,因此对自己所持的政治理想有很清楚的定位,即明确以"霸政"作为自己政治上努力追求的目标。"霸政"政治理想的定位使得人们放弃了对"王政"政治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放松对手段的要求而更多地强调实际效果。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东汉末年曹操、诸葛亮等人的刑名法术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是汉末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上的背景。

中国幕府之刑名师爷的法治精神--以绍兴本土法律文化为视野

狭义的绍兴师爷专指刑名师爷,他们是辅佐明清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或司法秘书,他们属不在编的地缘性法律职业人群体,按'公式之刑名'依法办事.他们是专业的法律诉讼人才,其注释的律例、汇编的成案中体现了他们崇尚法律权威、弘扬法治传统、实现社会正义的法治精神.他们在统一适用大清律例、维护清朝正常的司法诉讼活动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刑名师爷到法科留学生——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阮性存的早期人生

原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睢宁的阮性存,23岁应县试成功,次年开始习幕。在江苏各县任幕六七年间,刑名师爷阮性存得掌握《大清律例》等知识,历练人情世故。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阮性存赴日留学,进入私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二班,修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后因家事错过了毕业考试。回国后,任浙江法政学堂教习,当选省谘议局议员,与陈敬第、沈钧儒等发起创建浙江私立法政学校。阮性存目睹了整个光绪朝的战争与缔约、立宪与修律,也亲历了宣统朝接二连三的改革。从秀才、幕友、法科留学生,到法政学堂(校)的教习、创建人,其早期人生极为丰富。由他的经历,可探询生于光绪朝开始前后的一代读书人所见证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折,也可窥见清末民初的社会和法政之变迁。

试论中西古代刑名观之异同──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与中国古代《法经》之比较

文章通过比较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及中国古代《法经》，将两部法典的内容及体系排列进行对比，研究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思想及文化渊源。

商鞅之“法”及其刑名逻辑

在管仲提出较为系统的"以法治国"概念的基础上,商鞅更加强调"法"的重要性及"法"的应用。在论述法的起源、特征、作用的过程中,商鞅之"法"中折射出刑名逻辑思想的光芒。集法家大成者的韩非对商鞅之"法"及其刑名逻辑思想继承和发展也正在于此。

论刑名之学

本文以汉魏间"刑名"之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于中古哲学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为核心进行了整体讨论。"刑名"之学在汉末魏初成为众多学者的思想共识,其在哲学理念上以严密的语言逻辑、准确的名号界定、完善的制度建设为思想核心,成了当时儒家、道家、法家等各方人士的共同思想倾向;其哲学认识论在于:人的终极认识能力是存疑的;因此,人在认识上应以现实事务为重;人在现实事务的认识与处理过程中应当注重逻辑处理与制度安排。这种哲学理念上的怀疑、批判、思考、创新与整合,促使了中华中古哲学理念在更深层面上的"百家争鸣"。这种重新整合促使中古哲学与思想文化在上古哲理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务实"(儒学刑名学,注重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建设)与"务虚"(玄学,注重个人与家族自由及社会文化建设)这两种理念,使得中国哲学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趋向又促使佛教与道教在中古哲学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在认识论与真理观等理念上丰富、深化了中华哲学体系。

初论清代刑名幕友

刑名幕友是清代地方司法活动的实际操纵者。其通过专业学习和长期实践积累丰富的办案经验,形成了既注重依律办案又崇尚引经决狱、既追求仁恕宽厚又擅长诡谲狡诈、既重视证据确凿又深谙按需剪裁等独特的办案办式,并在清代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精编法学辞典》中古代身体刑刑名释义研究

任何一部词典都具备一个相对完备的知识系统,它的释义宏观上要反映特定语言的词汇体系和语义网络,微观上要体现各成分之间的关联。就专科词典而言,其释义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突显准确性和科学性。通过类聚古代身体刑刑名并加以分析,一方面可以更清楚的描写出语义场内部各成员在整个词义系统中的位置关系,同时也能发现这个语义场的一些整体特征。因此这种分析对词典的释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法律职业再评价——以刑名师爷和讼师为研究对象

明清时期官方法律教育已经衰落,法学理论的研究迟缓,但民间法律教育和律学却得到较大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刑名师爷和讼师群体的发展。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官方司法话语权的主导,民间和官方对刑名师爷和讼师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应当正确评价明清讼师和刑名师爷在传播法律知识、传承法学生命和启蒙法治精神过程中的作用,还原二者的真实面相。

“刑名”与“自然”: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探析

"刑名"是构筑黄老政治哲学的关键思想范畴之一。通过"刑名",黄老道家在物理或现实层面上为事物的存在确立了切实的规定性,在认识论层面上为认知者提供了明晰的认知标准,进而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为君主提供了确切的赏罚准则,也为大臣及百姓设立了清晰的行为规范。黄老道家一方面转化了《老子》思想中的"无名"观念,同时也承袭了《老子》通过"道"之"无为"成就万物之"自然"的思路,认为"刑名"的确立是从事物内部"自然而然"引申出的,其最终目的在成就万物之"自然"。换言之,"刑名"虽具体表现为一系列外部准则,但其成立的依据来自万物本有之"自然",其目的也在于对万物之"自然"的肯定与成就。然而,关于"自然"的具体内涵,黄老表现出了不同于老子的理解。"刑名"与"自然"观念的建构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厘定,呈现出了黄老政治哲学独特的内在理路。

刑名幕友与清代法律教育

刑名幕友在清代的法制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清代刑名幕友在清代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刑名幕友之间法律传承的特点来说明刑名幕友之间的这种法律传承是清代法律教育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