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修律与男性话语书写——以修订新刑律草案中夫妻法律关系演变为例

从性别视角来看,清末修订新刑律是男性话语书写的法律改革。以夫妻法律关系演变为例,夫为妻纲是中国古代夫妻法律关系形成的基础性原则。清末新刑律草案以模范列强为宗旨,废除夫为妻纲,引入夫妻平等理念。在修律过程中,礼、法双方分别从家族主义进路和国家主义进路就夫妻平等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本质是双方对妇女归属权的争夺。男性话语书写下的夫妻平等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烙印,女性处于被动的他者地位。从传统律典中妇女处于蒙昧、需要被教导的状态,到新刑律草案中妇女处于需要被改造的状态,妇女在摆脱家族主义的桎梏之后,又进入国家主义的牢笼之中。

清末沈家本修订刑律的功绩及成因

清朝末年,沈家本奉命主持刑律修订,制定出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大清新刑律》。该律的问世,既标志着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开始,也是沈家本修订刑律取得一定成功的明证。沈家本修订刑律成功首先取决于历史条件,其次得益于他的个人素质。

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新近发现的清末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本草案开始采用现代刑法体例,打破了以往律例合编、六曹分职的旧律格局。在纂拟过程中,坚持属人与属地主义并重,力图藉此宣示并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借鉴对比古今中外立法经验和司法实例,模范日本,折衷中西;删除比附,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

如何实践“中体西用”:张之洞与清末新刑律的修订

张之洞以维持礼教为由反对日本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草案,论者以之为囿于"中体西用"说的表现,往往有顽固保守之评。不过若仔细检视其事及其主张,不难发现张氏反对的内容其实相当有限,其主旨显然不是要全盘推翻草案,而是在效仿西法、收回法权的同时亦可维持守约式的礼教。然而庚子以后尊西趋新之风极盛,加上商约条文放大了收回法权的愿景,不但传媒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新刑律,就连朝廷对张氏的诉求也阳奉阴违,核订新刑律实际秉持"完全以世界为主"的宗旨。可见张说在清季最后几年逐渐丧失了实践的可能性,"中学不能为体"的时代已经来临。

论我国古代刑律中的人性化成份

由于我国古代儒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因此儒家在解释和制定法律时也非常强调人的价值,突出人本思想。古代刑律中的人本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亲属相隐的法律规定,将亲情注入法律之中;二是存留养亲制度,将儒家的孝道观念注入刑律之中;三是老小废疾收赎不刑,体现法律对弱势人群的关怀;四是对监狱在押囚犯的各种恤囚规定。

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修律活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但由于修律本身只是清廷变法自救的产物，因而《新刑律》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是一个新旧杂处的矛盾体。一方面，《新刑律》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制度中的精神、原则和立法技术，确定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废弃了沿袭几千年的肉刑和酷刑：另一方面，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十恶之罪”、“容隐”、“尊卑”等维护封建常纲礼教的内容也被大量地保留下来。这实际上是中西两种不同质的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青白盐使与青白盐刑律──兼论夏宋青白盐贸易

青白盐使与青白盐刑律──兼论夏宋青白盐贸易郭正忠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曾引起中外学人的极大兴趣。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就西夏的青白盐利，盐务管理，宋廷的青白盐使、青白盐法及其刑律，夏来间青白盐贸易方式及双方和战变等，试略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求教于...

清末中西竞争语境下的刑律修订

清末由沈家本所主持的修律活动是法律史学界持续探讨的一个话题 ,治近代法律史的学者几乎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然法律或法制的变革是晚清“变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西竞争、西潮激荡而带来的这一时期思想、社会的急剧震动和变故 ,是研究清末法律变革问题时所应该参考的、不能与之割裂的大背景。本文将尝试从清季中西竞争这一语境着眼 ,主要以刑律的修订为例 ,探讨清末的那次“法变”。

从刑律到民法:“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生成考论

研究源自《大清现行刑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何以能够作为民初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分析认为,《大清现行刑律》的内容、结构和在清末的实施是重要铺垫,民初政治和法制环境造成的民事审判法源的缺失是客观使然,深层原因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经过立法与司法"合力作用"下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它的适用促使完整意义上的民法近代化进一步推进,虽为过渡之用,却构成了民法近代化历程中古今中外民法交汇的"枢纽"。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汪荣宝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审议颁布

晚清时期的汪荣宝,同时兼职于多个清末核心新政机构,参与了新刑律等重要法典的审议与起草工作,在清季法政界可谓举足轻重。同时,汪氏一生勤于日记,其内容见证了清末新政时期诸多重大事件,为研究清末政坛必不可无之材料。今人通过汪氏日记的记载,再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实际上可以大致厘清新刑律审议、表决直至最后颁布的经过,以及清末立宪时期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博弈关系。

清末修刑律与世界先进国家刑事立法的对比

清末修订新刑律是清政府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按西方法律体制进行的一次刑法改革。对于这次修律活动,一般认为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标志。但从近代世界先进国家的整体状况而言,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刑法在体例上非但不比各国落后,甚至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典之一。从清末到现在,我国共产生了七部刑法典,都是以西方法律为依据,没有照顾到我国固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应引起注意。

试析元代的刑律优免政策

元代在刑法的判决和处罚中,针对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施行刑律优免政策,如蒙古人、色目人、蒙古宗室贵族、各族官员、奴隶主、僧侣等宗教信徒以及老幼单弱、废疾贫乏、妇女、养老责任人等。这些政策采用了阶级等级、民族等级、家族等级、宗教信仰、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多重标准,体现了蒙古统治策略中汉法与蒙古法并行的鲜明特点;既继承弘扬了中原文化尊老爱幼、扶助贫弱的传统美德,又制造、强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魏晋南朝刑律中的妇女地位——兼谈魏晋南朝刑律的轻省化

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家族伦理与孝治思想的发展、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妇女免坐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使法律的轻省化成为魏晋南朝时期刑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也使妇女的法律地位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大清新刑律》对日本刑法的继受及其反思

晚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为了摆脱危机被迫进行了变法修律,刑法的变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变革的代表性成果,就是深受日本近代刑法典与日本刑法学家影响的《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和颁布。《大清新刑律》中继受了日本刑法典中所确立的刑法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在法典体例结构方面也借鉴了日本刑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的做法,打破了中国古代"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刑法近代化之门。

中国传统量刑制度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对象

中国传统的量刑制度在清末修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刑律在法定刑的设定方面采取了相对法定刑制度,增加了关于酌定量刑情节的规定,从而扩大了法官量刑的权力。另外,传统法律中影响量刑平等的情节也大都被废止。民初的司法实践也能表明清末刑律中的量刑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遵守。

《太平刑律》:一次刑法样式的政治参与

1851年至1865年之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作为一次近代史上格外显著的建政事件,其代表的是在旧有社会系统出现衰败时社会非官僚机构成员的一次政治参与。这次政治参与肩负了太平天国政权对于社会结构的改造任务。《太平刑律》作为太平天国遗留下来的制度性文本,分析其体系结构、具体内容与现实意义,可以在一方面窥探其立法背景,另一方面可以明确其治理思路,从而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以期确定《太平刑律》于法制史中的准确位置,并为太平天国这次政治参与的意图与效果做出客观评价。

清末刑律的修订及其启示

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它不仅是中国法制进程中的大事,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以清末修律之刑律修订为视角,在修律大背景下着重探讨刑律的修订与变革所带来的启示。

论《大清新刑律草案》对罪犯基本权利的保护——近代三大刑法基本原则视角下的分析

《大清新刑律草案》渗透了西方近代进步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不仅全面体现了西方近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而且从法律制度上较为鲜明地表现了对罪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保护。这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开始向近代转型,既是中国传统法律从维护国家权力向保护个人权利转型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人权保护法制化的开端。该法律草案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