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界分视域下合同诈骗罪认定的体系性反思

司法实务中,入罪扩大化、欺骗行为的体系位置被忽视、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混乱是合同诈骗罪认定的主要问题。刑民界分视域下的综合判断说可以为合理界定合同诈骗罪提供正确的视角。欺骗行为的规范本质是对重大事实进行欺骗;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内核是造成财产损失。应在限缩合同诈骗成立范围的大基调下对该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判断。不具有民事欺诈外观、对价值判断进行欺骗、对非重大事实进行欺骗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财产损失尚未陷入高度风险之中或已经陷入高度风险之中但未现实化,不能肯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应认定为民事欺诈。只有同时符合主客观要件的行为,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论破产欺诈行为刑民界分的认定标准

破产欺诈行为既可能构成民事违法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破产欺诈行为的刑民界分是指以何种标准将破产欺诈行为中构成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的行为挑选出来以两罪论处。司法实务中因对虚假破产罪与妨害清算罪做了不合理的限制解释导致对破产欺诈行为做出了不合理的刑民界分,破产主体、破产欺诈行为所处何种程序不应当成为刑民界分时的筛选标准;破产欺诈行为的刑民界分除了数额、情节等可作为筛选标准外,可从破产欺诈的行为类型上进行筛选,也可从破产欺诈行为与破产状态的因果关系上进行筛选。

民营企业民间融资法律风险探析——以“刑民界分”为切入点

民间融资作为民营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在解决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因其"非正规金融"的尴尬属性,增加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和法律风险。在法治经济建设阶段,有必要从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现状出发,剖析民营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与外部的法律风险,以经营风险作为"刑民界分"的临界点,探索民间融资的风险防控及法律规制路径,为民营企业稳健前行提供协调完备的法律环境。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

高空抛物罪的认定与界限

最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但对高空抛物罪的认定和界限还较为模糊。通过高空抛物案例的实证研究,以入罪为前提对高空抛物行为中客体要件、“情节严重”、主观要件、罪名竞合四个问题进行司法考量,并对高空抛物罪与非罪的刑民衔接、刑民倒挂、刑民交叉进行梳理。针对上述问题,须要适当限缩新法的处罚范围,避免违法行为入罪化,从而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

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认定标准差异研究

1997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之后形成了诈骗罪、金融诈骗罪分属不同章节的立法体例,这一立法体例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逻辑构造和认定标准。诈骗犯罪因其独特的刑法特质,对其研究古老而常青,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又是刑民交错较为复杂的犯罪,坚持刑法谦抑性,只对实质意义上的诈骗进行刑事规制,刑法应当对生活领域的诈骗罪实行严格保护,对商事领域保持必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