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中的若干主要问题

刑法需要完善已有共识，这种共识并已成为具体的修法行动。据悉，刑法修改已进入第１１稿阶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的中心议题也是刑法的修改。作为法学刊物应义不容辞参与这一工作，努力反映广大刑法学者的意见，以促进修改的刑法尽早出台并尽可能完善与科学。在本期笔谈专栏，本刊约请了六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当届青年理事，就刑法修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在专论栏目中，本刊还发表两篇有关刑法修改的论文。

我国刑法修改与期货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修改与期货犯罪立法顾肖荣近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期货交易中的犯罪活动猖獗。期货交易既有商品期货交易，也有证券期货交易。在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５月期间，我国国债期货交易（证券期货交易的一种）的交易额大大超过商品期货交易额，也超过证券现货交易额...

中国刑法修改与补充的几个问题

中国刑法修改与补充的几个问题周国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中国的基本法律之一。为了适应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通过了修订后的刑法。它是在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通过的刑法...

刑法修改与经济犯罪立法的完善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97年3月14日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促使了刑法典的更加成熟.其中刑法修改中重点之一是对经济犯罪内容规定的重大调整,通过修改使我国经济犯罪立法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刑法修改对经济犯罪立法的完善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刑法修改过程中的协调性问题分析

刑法修改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的关系。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的协调属于双向性的协调，而非单向性的调整。刑法立法原则和刑法立法政策没有将协调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贯彻落实，导致刑法修改过程中出现刑法用语不一致、刑法条文设计无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诸多不协调等问题。要修改制定出一部体系协调、内容完备的刑法典，必须在刑法修改过程中贯彻协调性原则，依据“四不”的内容协调性标准和“三孽”的形式协调僻标准判断和廓清修蔚耐程中出现的不协调问题。

刑事立法活性化的良法之治——评黄明儒教授《刑法修改理性研究》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禁止不变。“稳定与变化”是法律系统整体在自身局限性与适用性之间的来回关照。而刑法的“变”,即为刑法的修改变化,是其应时代所需的积极担当。从1997年刑法大规模修订至今,20余年间我国刑法通过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十一次修订,共增加或修正了刑法211个条文,修改的范围涉及1997年刑法最初颁布的全部章节,罪名由最初的414个变为483个,立法节奏似乎过频。

经济犯罪刑法修改的理性分析

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愈发猖獗,反映在刑事立法中要求刑法能适时修改。较之1979年刑法,无论是经济犯罪修改观念,还是犯罪构成要件及刑罚的设置,刑法修改过程都显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一面。在分析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犯罪刑法修改的进路,即:立法途径角度上,应考虑超前立法的迫切需要;刑法的谦抑性上,应确立经济犯罪修改必须遵循的原则;刑罚结构设置上,应遵循刑罚的轻缓化和科学化。

对刑法修改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现行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量刑原则、共同经济犯罪的处罚以及包庇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无论就其立法内容还是立法技术而言，都存在诸多问题。需在刑法修改中加以完善。

刑法修改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刑法修改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沈德咏戴长林尧宇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修订后的刑法既立足于我国国情，又充分考虑当代世界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较好地体现了刑法时代性、科学性和民主性...

关于刑法修改中死缓减刑制度

关于刑法修改中死缓减刑制度刘海萍对死缓犯的减刑，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减刑制度。对此，我国刑法中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实践中许多问题无法可依，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１年下发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刑法修改应当遵循理性原则——评黄明儒教授《刑法修改理性研究》

黄明儒教授的新作《刑法修改理性研究》(以下非关键处简称《理性》)已于晚近出版,阅读后感慨良多。现将部分所得与思考(尽管可能存在认识偏差),外加对“刑法修改理性”问题的理解,向广大读者作一分享。一、刑法修改的应然面向刑法修改应当遵循理性原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社会的“只有自然犯才是犯罪”的观念早已彻底遭到消解,现在普遍的认知是“我国已进入法定犯的时代”。理性主义原则,得以成为我们处理具体问题时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刑法修改方面也自不例外。所以,刑法修改与理性主义的互动,则成为监测刑法修改工作质量与水平的晴雨表,也是刑法修改发展方向的追求目标。

刑法修改对民意的回应及其限度

刑法修改回应民意是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也是确保刑法有效实施的前提。但是过度回应民意不仅会导致情绪性立法、应急性立法的出现,还会导致刑法范围的过度化,违背刑法的谦抑性,破坏刑法的稳定性和体系性。因此,刑法修改在回应民意时应当保持合理限度,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实现立法与民意的良好互动。

刑法修改与刑法解释的冲突与消解

刑法的有效适用依赖于刑法修改与刑法解释二者之间的功能发挥。但由于刑法修改与刑法解释是司法适用过程中的两种选择,是弥补刑法规范出现漏洞的两种途径以及来源于不同的权力主体,致使其容易产生冲突。因此,有必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法益保护原则,通过法益保护原则来权衡某个行为是否值得刑法规制,如果确实需要刑法的介入,则可以在不违背刑法规范既定含义内做出刑法解释,只有当采用刑法解释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且该法益确实值得用刑法来保护时,才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改的方式来规制该行为,以此消解刑法修改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改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精神实质是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根据其犯罪情况和人身危害程度,采取宽严不同的刑事策略。目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刑法进行修改和完善,解决不合理的法定刑配置问题,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

关于刑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下)

一、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取消与分解 在刑法修订程中,对投机倒把罪是否分解以及是否保留投机倒把罪名,有两种不同意见。 主张取消投机倒把罪的理由是:第一,投机倒把罪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投机、倒卖行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有些原来以投机倒把定罪的行为现在已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再使用投机倒把的罪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第二,投机倒把罪的范围宽泛而又不确定,规定比较笼统,界限不太清楚,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的界域划分:规范溯源至本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功能的有序发挥是刑法规范有效适用的前提和保障。司法实践中,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的适用存在界分不清、界限模糊的冲突,如何划分两者的界域成为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规范溯源的角度划分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的界域,不仅缘于刑法规范与经验事实的脱嵌,而且基于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的同质关系。基于此,提出规范溯源下重构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界域划分的新路径,即:明确功能定位、区分评价性类型化与事实性类型化种类倾向、按解释先于修改适用和立法代替解释的位阶原则适用等。

深化改革与刑法修改

目前,面对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如何运用刑法来保障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以下几点个人看法。一、修改刑法的必要性当前,与刑法颁布时的1979年相比,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刑法修改补充实践的回顾与思考

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颁布实施之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至1993年7月又先后以《暂行条例》、《决定》、《补充规定》等形式制定了20个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陆续进行了修改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从法理上看我国新刑法修改的进步性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作为我国的一个基本法律,它在过去十七年的实践中,总的说来,它所规定的原理、原则、制度等是符合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其许多具体规定也是可行的。它的实施,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原刑法亦越来越显出其不足。一是(原)刑法制定时对有些犯罪行为具体分析研究不够,规定得不够具体。

论我国刑法修改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根植于现代各国的立法中。我国的各项立法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刑法中,人文精神更是得以明显的体现,继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来,至今共出台了九个刑法修正案,在这一次次的修改中,人文精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这些修改中,也有不足的地方,也会遭遇一些困境,如在刑法中并未放弃对"亲属相盗"的追诉权,重刑主义仍然存在,部分用词模糊不准确等,我们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只有不断改进才能使人文精神在我国刑法中更好地贯彻落实。从人文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及所遭遇的困境来看,中国的刑法应采取一些相关措施,使人文精神能够更好地融入刑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