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订进路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既涉及权力对权利的保护及其范围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界度问题,其立法模式、立法科学性及相关具体内容等成为热议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阶段而言,以修正案的形式保持统一的立法模式应为首选;国外多元立法模式的有效经验可以借鉴但不是必须采用,行政犯的增加不能成为采用多元刑法立法模式的充足理由。立法科学性体现为刑法之外与刑法之内两个维度,前者强调刑法立法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规范的变动与修订,处理好一次立法与二次立法的关系,后者强调新增或修订罪名应当充分考虑与原有类罪、个罪的体系关系、逻辑关系,避免失衡或产生新的立法冲突。对高空抛物、扰乱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与非法讨债行为的入罪应谨持刑法谦抑理念,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张弛有度。

高空抛物的刑法定位——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条的理解和改进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为刑法第114条增加的高空抛物可否被理解为独立罪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草案》设置高空抛物的合理性。由于高空抛物是"其他危险方法"的一种类型,将其单独成罪必然导致条款内容及罪名之间的冲突,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立法逻辑。要在《草案》提出的立法框架基础上完善高空抛物的规定,将其理解为量刑情节而非独立罪名是相对合理的选择。据此,笔者提出供立法机关参考的三个修改方案。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刑事政策审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已经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民众意见,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精神,对于刑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对《草案》中体现出来的刑事立法政策进行审读。笔者认为,此次刑法修正案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的立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握犯罪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积极预防的刑法观;牢牢把握刑法立法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统一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审时度势、因时而变的策略原则。此外,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职务犯罪立法的再检讨与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职务犯罪的修改评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职务犯罪的修改表现在:修改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贿犯罪,加大对非公企业的保护力度;修改中介组织人员受贿犯罪的定罪处罚标准;增设药品监管渎职犯罪,细化食品药品渎职犯罪情形。现行《草案》存在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模式修改不彻底、挪用资金罪特别从宽情节设置不合理、食品药品监督渎职犯罪构成要件过于具体等问题。在征求修改意见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认真倾听民众呼声,充分吸纳民意,使最终出台的修正案更具正当性、严密性、协调性和科学性。

我国当前刑事立法理念与技术评析——《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和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理论研讨会,以"刑法修正中的基本理论探讨"和"草案中的具体个罪研究"划分议题,深入探讨了刑法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刑法修正中的司法因素、轻罪立法的体系性等刑事立法理论,同时聚焦于高空抛物行为、妨害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行为、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和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等具体刑事立法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草案的完善提出了修改建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说明——2023年7月2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的说明。一、适时修改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是国家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对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自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形成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以来,我国主要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暴力袭击辅警的刑法定性——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暴力袭警的现象频频发生且愈发严重,《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袭警罪进行规制。作为人民警察的辅助人员,辅警是否属于刑法中的“人民警察”尚有异议,致使司法实务中对于暴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辅警认定为妨害公务罪还是袭警罪存在分歧。以妨害公务罪定性的观点不能准确揭示行为的本质,在处罚上会存在量刑过轻的弊端,不符合刑法精准性的原则。以袭警罪定性的观点应以提倡,辅警虽不具有人民警察的身份,但可以协助人民警察行使警务执法权,讨论保护辅警协助人民警察行使警务执法权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加强对警务执法权保护的意旨。以袭警罪定罪时,暴力行为的认定应仅限于“硬暴力”,且不能造成超过轻伤的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药品犯罪的修订及相关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一。取消对假药劣药的法律拟制;犯罪主体由生产者、销售者扩大到了提供者;强调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及真实性;取消了罚金的上限。在回应社会关切的同时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的高度重视。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订,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我国刑法立法教义学的发达提供了新的场域和动能。本次修改合理遵从了刑事立法日益活跃的趋势,专注刑法分则的"大修",以期迈进更理性与正当的立法活性化时代;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刑事治理的有组织反应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充分统筹实现当代刑法保障功能;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刑法立法价值回归,及时回应好六类社会重大议题,竭力形塑"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立法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赋能模式;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原则,孕育轻罪立法的扩容、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法定犯的立法增量等动向,彰显新时代立法有效性的多元取向。这注定了本次修法恰逢其时。以此为契机,应加强理论指导立法的自循环路径养成,始终抓好立法质量的"牛鼻子",注重立法技术的进一步凝练,走向更加现代化的刑法立法新纪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2月25日下午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12月25日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

对《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审思与建议

整体国家安全观,是解读《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钥匙。草案共30个条文,涉及公共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卫生防疫安全和环境安全展开。一些条款值得全面肯定,部分条款尚有修改必要,个别行为也需要犯罪化。

产权平等保护精神的贯彻与刑法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的思考

基于平等保护产权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调整、提升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配置,以便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刑罚配置保持一致或均衡,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但是,这"三对六种"腐败犯罪分立的依据是行为主体的不同身份,与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搭界;其刑罚配置的轻重差异不但不涉及违反平等保护产权精神的问题,反而彰显了对公务腐败犯罪和非公务腐败犯罪区别对待的立场。基于此,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应当继续维持这"三对六种"腐败犯罪分立且刑罚配置轻重有别的现状。平等保护产权精神的贯彻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并非没有用武之地。1997年《刑法》第165条至第169条规定的六种犯罪存在着严重的违反产权平等保护精神的问题。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应当取消这六种犯罪的主体所依附的单位须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限定。

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二十八条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二十八条拟对食品监管渎职罪做出修改。本文通过对草案条款的法学分析与实务考察,分析草案中该条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笔者认为此次修改未能厘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边界,未能区分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的界限,不适度的追责反而会妨碍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改革创新与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建议保留“危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构成要件并删除列明的具体情形。

“高空抛物”的入罪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对照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相比《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对“高空抛物”的规定在章节顺序上由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改为第六章第一节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修正了一直以来对高空抛物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误解。同时在风险刑法观的影响下,高空抛物入刑的立法目的在于预防,但条文修改中法定刑设置的升高表明,具体条文仍倾向于发挥惩罚作用,对“情节严重”的理解应当倾向于“产生一定客观危害结果”。另外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出发,高空抛物罪在危险犯类型上应认定为具体危险犯,“高空”、“物品”、“抛掷”等成文构成要素的理解还需要结合实践进一步细化,实现从立法到司法的衔接。

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和《刑法》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在已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建议将第20条中的处罚对象"直接责任人员"删去,并单独增加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删去《草案》第22条(醉酒驾车和飚车)、第31条(虚开一般发票)、第33条(持有伪造的发票)和第39条(欠薪不付)的内容。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删去刑法第175条之一的"骗取贷款罪"的规定。

化解积极刑法观正当性危机的有效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总置评

刑事立法活跃化不仅带来了刑法条文增量与刑法知识体系更新,也伴随着积极刑法观的跃升与消极刑法观的沉寂。受积极刑法观的驱动并顺应前置法的修改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物安全犯罪立法进行了调整,以及时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刑法通过修改旧罪,增加规制内容与保护对象,在既有生物安全犯罪框架下实现了处罚的扩大化。刑法通过增设新罪,增加侵害方式与行为类型,将严重危害人类遗传资源安全、非法利用生物技术、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等行为犯罪化。无论是修改旧罪还是增设新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生物安全犯罪立法都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基础的理性的积极预防,这些立法兼具预防性与回应性,既能类型化地预防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又填补了既往生物安全犯罪的立法漏洞,有效化解了积极刑法观的正当性危机。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读与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点修正内容包含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立法回应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立法衔接。本次修正案总体上遵循了从严从重的立法整体趋向。本次修正案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重大突破更多的是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现象的立法回应以及对社会公众激昂民意的安抚,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刑事政策有所不符。本次修正案通过增设新罪、修改构成要件以扩大原有犯罪适用范围以及前置化刑法干预起点等修法技术和途径,本质上实现了对我国犯罪圈的扩张。加重多个罪名法定刑的修法现象同样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重刑化的发展趋势。应坚持刑法对社会治理干预的适度化,尽可能减少"轻罪立法",避免"现象立法",以杜绝"情绪性立法"的发生。

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研拟和审议,刑法改革再次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社会发展、刑事政策调整和弥补刑法缺陷的需要,我国刑法应当树立"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的改革目标,注重贯彻人权保障、民生保护、宽严相济和面向国际的现代理念,循序渐进,不断加强死刑和自由刑制度改革,同时积极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民生的刑法保护和反腐败的刑法规范,努力促进刑法立法的全面完善。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随着刑事立法的日趋活跃,采“分则立法模式”的竞合条款日益呈现“立法肥大症”,可考虑将竞合条款(尤其是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条款)进行总则化改造。就新增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而言,作为想象竞合表征的从一重处断条款,其适用关键是“一行为”与“数法益”的判断;新修正的我国《刑法》第229条第2款,标志着立法者对牵连犯现象的进一步肯认,其适用以客观上存在牵连关系、主观上具备牵连意图为限;新增的数罪并罚条款(第280条之二第3款),则存在修正程序与实体内容两方面的瑕疵,应将其视为想象竞合数罪并罚的“拟制规定”加以适用。

“回应性”立法的技术性超越——《刑法修正案(十一)》与未成年人性权利刑法保护体系更新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体系进行了以特殊主体入罪、行为方式分化与加重行为类型化的"组合式"修正。作为回应性立法模式主导的一次修正,此次修正显现出了"技术回应式"的特征,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侵犯案件实践结构的考察,印证了其正当性根据。在积极预防刑法观下,"技术回应式"立法有助于克服立法的象征性和情绪化弊端,实现立法的精细化校正。基于"技术回应式"立法的要求,猥亵儿童罪量刑情节应当进一步优化,增设加重处罚情节;进一步优化对14—16周岁未成年女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在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等罪中增设负有照护职责者的从重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