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刑法立法——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有关条款的意见

法律应对国企、民企同等对待和平等保护,各个层面已经达成共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7月公布了《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该草案还可进一步完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应扩展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附条件地适用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人员;《刑法》有规定而“草案”未涉及的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在修法时应对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对待。民营企业自身要具备被刑法保护的法益,因此应当规范内部治理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高空抛物的刑法定位——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条的理解和改进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为刑法第114条增加的高空抛物可否被理解为独立罪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草案》设置高空抛物的合理性。由于高空抛物是"其他危险方法"的一种类型,将其单独成罪必然导致条款内容及罪名之间的冲突,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分则的立法逻辑。要在《草案》提出的立法框架基础上完善高空抛物的规定,将其理解为量刑情节而非独立罪名是相对合理的选择。据此,笔者提出供立法机关参考的三个修改方案。

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和《刑法》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在已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建议将第20条中的处罚对象"直接责任人员"删去,并单独增加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删去《草案》第22条(醉酒驾车和飚车)、第31条(虚开一般发票)、第33条(持有伪造的发票)和第39条(欠薪不付)的内容。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删去刑法第175条之一的"骗取贷款罪"的规定。

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研拟和审议,刑法改革再次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社会发展、刑事政策调整和弥补刑法缺陷的需要,我国刑法应当树立"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的改革目标,注重贯彻人权保障、民生保护、宽严相济和面向国际的现代理念,循序渐进,不断加强死刑和自由刑制度改革,同时积极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民生的刑法保护和反腐败的刑法规范,努力促进刑法立法的全面完善。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刑事政策审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已经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民众意见,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精神,对于刑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广义刑事政策的视角对《草案》中体现出来的刑事立法政策进行审读。笔者认为,此次刑法修正案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的立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把握犯罪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积极预防的刑法观;牢牢把握刑法立法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体系统一的原则;同时还体现了审时度势、因时而变的策略原则。此外,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立法模式和立法技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修正述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了多处修正。具体而言,在贿赂犯罪中增加了新罪的规定,修正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调整了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这些修正严密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加大了行贿犯罪的惩罚力度,使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该草案的内容也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应当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的对象中,贪污或受贿犯罪人的从宽处罚设置应当重构;补充行贿罪构罪标准与量刑标准中的数额标准,对行贿犯罪罚金刑适用方式应当规定为选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修订进路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既涉及权力对权利的保护及其范围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界度问题,其立法模式、立法科学性及相关具体内容等成为热议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阶段而言,以修正案的形式保持统一的立法模式应为首选;国外多元立法模式的有效经验可以借鉴但不是必须采用,行政犯的增加不能成为采用多元刑法立法模式的充足理由。立法科学性体现为刑法之外与刑法之内两个维度,前者强调刑法立法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规范的变动与修订,处理好一次立法与二次立法的关系,后者强调新增或修订罪名应当充分考虑与原有类罪、个罪的体系关系、逻辑关系,避免失衡或产生新的立法冲突。对高空抛物、扰乱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与非法讨债行为的入罪应谨持刑法谦抑理念,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张弛有度。

“传销罪”罪名法定化之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组织领导传销罪”

2008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国外对传销罪普遍予以刑罚规制。我国新增传销犯罪有其必要性。该罪的设立应遵守适度和协调的原则。传销罪是指行为人组织策划或积极参与以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引诱人员加入,获利主要来源于发展人员所缴付的费用,而不是基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之合理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传销罪与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存在差异。该草案设置的传销罪尚有需要完善之处。

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三个条文的修改建议

在已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中,应取消现在的修正案(七)草案第二条第2款的内容,将第二条第2款在刑法第185条之一第2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对(草案)第四条,继续沿用现在的方式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用两高解释予以帮助。或者在《草案》第四条中增加列举传销形式。对第6条,将该条条文从刑法第253条之一变为第280条之一,列举式增加主体,增加单位犯罪和行为祥态,进一步明确保护对象,并明确本罪可以由过失构成。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我国当前刑事立法理念与技术评析——《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由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和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理论研讨会,以"刑法修正中的基本理论探讨"和"草案中的具体个罪研究"划分议题,深入探讨了刑法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刑法修正中的司法因素、轻罪立法的体系性等刑事立法理论,同时聚焦于高空抛物行为、妨害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行为、非法基因编辑行为和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等具体刑事立法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对草案的完善提出了修改建议。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6条争议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的草案及草案二审稿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了修改,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以及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降低了入罪门槛。这是在当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方面存在问题、审辩冲突激烈背景下,适时作出的调整。通过对扰乱法庭秩序罪罪名渊源、修改过程的梳理,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殴打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仍应达到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程度,方可入罪;应当将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纳入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行为方式中,但同时,也必须在立法中明确"公然侮辱""恶意诽谤"和"以暴力相威胁"的标准;"其他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这一兜底性条款应当删除。

基金“老鼠仓”的法律规制研究——兼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相关规定的缺陷及完善

"上投摩根老鼠仓"等事件曝光及查处以来,基金"老鼠仓"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认定基金"老鼠仓"应把握其五个成立条件。基金"老鼠仓"法律规制的要点在于加强政府监管,依法落实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关于"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的规定存在缺陷,应从其内容的规定、表述和增设等方面进行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数罪并罚修改之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称《草案》)在刑法第69条后增加一款,即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数罪并罚制度。长期以来,关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数罪并罚的争论主要有折算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和折中说,但是缺乏主流观点,并且无法指导司法实践。《草案》虽然采用了折中说,但是其理论构成值得商榷,应当承认以折算说和分别执行说作为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理论构成才是科学的。

关于传销犯罪的几点思考——兼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

文章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四条为题点,认为传销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亦可为自然人,因而,草案第四条关于传销犯罪的主体的规定并不周延。传销犯罪可以和诈骗罪形成犯罪竞合,此时应当通过考察构成要件、案件事实情况以及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情况的符合性再做定论。传销犯罪不可能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形成竞合。传销犯罪一般还裹挟有其他犯罪如非法拘禁、绑架等罪,此时宜数罪并罚。对于引诱他人加入传销组织,或者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即便自身并未参与传销活动,仍宜以传销犯罪论处。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我国刑法立法教义学的发达提供了新的场域和动能。本次修改合理遵从了刑事立法日益活跃的趋势,专注刑法分则的"大修",以期迈进更理性与正当的立法活性化时代;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构建刑事治理的有组织反应效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充分统筹实现当代刑法保障功能;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刑法立法价值回归,及时回应好六类社会重大议题,竭力形塑"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立法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赋能模式;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法原则,孕育轻罪立法的扩容、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法定犯的立法增量等动向,彰显新时代立法有效性的多元取向。这注定了本次修法恰逢其时。以此为契机,应加强理论指导立法的自循环路径养成,始终抓好立法质量的"牛鼻子",注重立法技术的进一步凝练,走向更加现代化的刑法立法新纪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分析范本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此次修改扩大了惩治范畴,进一步规范了立法用语,但在解决部分争议、完善法条设计的同时衍生出多个问题。《草案》第16条第一款与第三款间的设置不合理,《草案》第16条第二款依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将导致罪刑设置上的失衡,出售属于提供的同义反复及犯罪行为规定不够全面等。因此,有必要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重新建构,以建立全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体系。

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二十八条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二十八条拟对食品监管渎职罪做出修改。本文通过对草案条款的法学分析与实务考察,分析草案中该条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笔者认为此次修改未能厘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边界,未能区分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的界限,不适度的追责反而会妨碍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改革创新与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稳定性。因此,建议保留“危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构成要件并删除列明的具体情形。

浅析“宽严相济”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影响——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长期同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指导思想,具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内在的科学根据。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对于更好地推进刑事法治的完善和发展及充分保障人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