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路径之反思

晚近以来,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备受关注,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两者的关系由分离变得交融,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产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即呈现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现象。文章对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刑法刑事政策化的两个层面,一是司法层面,即刑事政策司法化,刑事政策通过影响司法活动来影响刑法的适用;二是立法层面,即刑事政策立法化或称刑事政策刑法化,刑事政策的价值与精神被直接吸纳进刑法中。描述了中国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相应的路径以及具体适例,从而在具体现实的基础上对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行了分析与反思,总结出了我国刑法刑事政策化过程中所需注意的内容:一是刑事政策影响量刑要有限度;二是刑事政策应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影响定罪活动;三是刑事政策立法化时要兼顾刑法稳定性。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理论解读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肇始于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近代学派的学术论争,以安塞尔为代表的新社会防卫运动使这种思想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发展成一股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浪潮。对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涵义,可以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观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从合目的性的角度出发,将刑法视为实现刑事政策目的手段之一,将特别预防和防卫社会作为刑法的主要任务和首要价值,在法治的框架内灵活地对待犯罪和罪犯。实践层面上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动向,指的是刑法的制定和适用要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刑事政策的动态变化,从防卫社会的目的出发,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现代理论基础有三:即机能主义的刑法观、相对主义的犯罪观和非刑事化的刑事责任观。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刑罚设计和刑事司法中。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责任方面主要表现为为现代刑法制度提供刑事责任的根据,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罚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刑罚个别化和刑罚多样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表现为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刑事和解。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试论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是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国际刑法以研讨国际犯罪为己任,对国际犯罪的研究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国际化特征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揭示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刑事政策的国际刑法化与国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进而把握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两者的契合性。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刑法休眠条款与有限授权的刑事司法能动——以重构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为视点

以重新建构法条关系的方式,激活刑法休眠条款,是刑事司法解释习惯使用的技术,也是刑事司法能动的重要实践形态。通过一般法条的适用实现特别法条的规制功能,间接地激活休眠条款,是这种技术的关键。在特定领域,早期采用司法准入指令方式激活休眠条款,不符合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相对成熟的刑事司法能动,采用刑事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弃用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以新的制度资源构建法条关系。合理的刑事司法能动,以宪法性法律和实定法属性的刑事政策为依据,是中国特色有限授权的刑事司法能动。以宪法性法律为依据的《刑法》第13条规定,实际已将刑事政策作为司法参与犯罪规模控制必须考量的实定法因素,其最重要的司法功能,就是授权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参与犯罪规模的控制。立法与司法协同控制犯罪规模的体系,具有宪法和刑法的合法根据。在普遍规定罪量要素的刑法体系中,应当区别(特别关系的)法条竞合、法条竞合犯与亚型法条竞合犯的概念和法条适用规则。法条竞合犯,是一个注入中国元素的概念,它对重构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及相应的司法适用,具有不可或缺的释义学功能。

刑事政策刑法化的一般考察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涵义有二:一是刑事政策内容或者精神的刑法化,即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或者精神体现在刑法中,刑法整体或者部分体现或反映了某项刑事政策的内容或者精神;二是某项具体的刑事政策被条文化、规范化,成为刑法内容的一部分。刑事政策刑法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与犯罪和刑罚设置以及定罪量刑相关的刑事政策才能刑法化;只有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刑事政策才能刑法化;只有长期、稳定的刑事政策才能刑法化。在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形式上,基本刑事政策应当法典化,具体刑事政策应当司法化。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形势下“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定位与调试——基于《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四条展开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惩治黑恶势力犯罪实践中总结得出并逐渐确定的一项专门刑事政策。《反有组织犯罪法》确定的“恶势力组织”法律概念以及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基本原则、制度机制中内含了“打早打小”工作理念。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形势下,必须根据治理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和政策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对“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进行优化调试。“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调试,要树立“以指导立法为主、司法为辅”的理念,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思路,实施“区分层级、分类施策”的策略。

贿赂犯罪的最新修正及其司法适用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有效治理贿赂犯罪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贿赂犯罪的修改实现了该项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此次修法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理顺了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罚设置,调整了特别自首的部分内容。针对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处罚规定调整、单位受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新增法定刑升格的量刑档次,除了须厘清行贿罪从重处罚条款和特别自首条款的适用范围外,还须对对单位行贿罪的“情节严重”、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的“情节特别严重”作出妥当解释,并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此次刑法修正案带有鲜明的问题性思考,其体系性完善需要借助刑法再法典化这样一个契机。

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定罪规则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控制观念对容留他人吸毒罪爆发式增长犯罪趋势从定罪规则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具有重大价值。根据五组案例、面板数据与访谈资料的组合数据,容留他人吸毒行为共性定罪规则体现为定罪条件的数量化、容留次数认定标准的简单化、提供行为的扩大化与场所范围的宽泛化;差异性定罪规则表现为容留多人与多次界限的模糊化、经营性场所容留主体的选择化与特定关系人容留行为的差别化:容留他人吸毒罪绝大部分处罚范围是"相约吸毒行为"中与提供场所有关联的吸毒人员,定罪规则是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异化为严刑禁毒政策的结果。修改本罪为"组织吸毒罪""聚众吸毒罪"的观点不具有现实基础,建议将特定关系人相互容留无罪的规则普遍适用,并将特定吸毒人员之间的相互容留吸毒行为司法非犯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