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虚假出资及其刑法制裁论

外商出资在整个引资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外商虚报注册资本、借款出资、抽逃出资、建立假合营企业以骗取优惠待遇、出资和购销作价不公平、拖欠出资、以有瑕疵的资本出资等虚假出资行为严重破坏了引进外资国策的健康实施，危害了国家和中方合营者及外商投资企业等的利益，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刑法制裁。文章较全面地阐述了外商虚假出资行为的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新刑法的有关不足。

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的刑法制裁思路——以典型范式“校园贷”为分析对象

近年,随着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失范现象层出不穷,部分行为已上升至刑法规制层面。通过对互联网金融的典型范式"校园贷"中各方特定行为的刑法定性,发现互联网金融活动中各方极易涉嫌金融刑事犯罪。当前,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已进入顶层设计时期,金融犯罪的法益重心转移为保护金融秩序与交易者权益双重法益是未来我国金融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故而要求在新法益观下形成有张有弛的刑法制裁思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司法能动性;通过实质解释立场扩张解释刑法规范以满足惩处互联网金融犯罪之需;改变现有民法规制乏力、行政法规制欠缺的现状,形成民、行、刑三者合力的规制体系;通过低惩罚概率与高付出惩罚的组合,最终达到制裁思路与最优威慑的目的。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制裁体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和独立性导致原有的刑法制裁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从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和刑事责任主体等方面重新审视刑法制裁体系。故意利用弱人工智能产品实施相关犯罪成立直接正犯,而故意利用强人工智能产品实施相关犯罪成立间接正犯。制造商对弱人工智能的生产和制造有以下两个注意义务:有义务控制和检测其所投入使用的技术,在销售产品后尽可能将产品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制造商对强人工智能的注意义务是:必须预先对强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进行一定的限制,使强人工智能不至于对人类造成危害;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时的注意义务是: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尽可能防止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伤害;若制造商或者使用者违反上述注意义务,可能成立相应的过失犯罪。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没有自我意识和判断,完全是按照程序员事先设定好的标准化流程实施行为,真正的人工智能还未出现,因此,在人工智能不具备道德思考能力的情况下,不应将其作为独立的刑事责任主体,等真正的人工智能出现时,立法届时也应适时修改,增设相应的刑罚措施。

我国刑法制裁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刑法制裁体系对实现刑法目的至关重要。基于犯罪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我国刑法制裁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完成由工具主义制裁观到目的主义制裁观的锐变。刑事制裁体系应当迎合情势变更与刑事政策变化需要,立足于刑事一体化,强化不同制裁方法与制度的协同性与功能性,从强调结果正义过渡到侧重分配正义。完善刑法制裁体系,应当以分配正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刑法制裁的体系性功能,实现刑法制裁体系的内部沟通与外部协调。为此,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构建二元化刑法制裁方法体系和双轨制刑法制裁制度体系。对于具体的刑法制裁方法和制度,需要打破它们之间的藩篱,并在结构上加以类型化和优化。针对单位犯罪范畴的拓展、网络犯罪的泛起以及轻微犯罪发案率的不断攀升等,刑法制裁方法应实现多元化、专业化与开放化。为制衡刑罚权的运用,应当强化当事人权益保护,完善刑法制裁的程序保障。

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金融危机激化了我国民间融资活动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也给刑法打击非法融资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分析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模式可以发现,当前民间融资的"合法化"缺乏相应的法律通道。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过度法律介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刑法规制体系的无能。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在立法层面上没有兼顾各罪之间的逻辑平衡,在司法层面上又出现了对个罪立法本意的功能性误读,因而应当全面纠偏。在民间融资整体合法化的趋势下,刑法应当充分发挥谦抑精神,避免成为扼杀民间金融创新的政策工具。应严格区分一般融资与欺诈性融资,并建立对后者的一揽子的管控措施。

刑法制裁措施多元化的功能审视与结构完善

刑法制裁措施是刑罚和非刑罚措施的总称。刑法制裁措施的多元化是刑法理念变化、刑法应对犯罪态势多样化和刑法与行政法不断融合的必然要求。晚近20多年,我国新增了禁止令、职业禁止等多种刑法制裁措施,促进了刑法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但我国刑法制裁体系也存在刑法制裁措施多元化与犯罪结构单一化、形式多元化与实质多元化、正义价值与功利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我国新增刑法制裁措施内部、新增措施与已有措施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我国应当立足于刑法制裁体系的轻缓化和预防功能,进一步调整和增设刑法制裁措施,合理完善刑法制裁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不断推进刑法制裁措施的实质多元化和结构平衡。

我国刑法制裁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所谓刑法制裁体系,是指刑法规定的刑罚和非刑罚制裁措施及制度,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次序排列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刑法制裁体系不同于“刑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其在内容上包括刑法制裁方法体系和刑法制裁制度体系。我国刑法制裁体系有其特定功能和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立足于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需要,从参与主体角度出发,刑法制裁体系的功能主要有惩罚与威慑、教育与改造、保障与补偿、矫正与回归等四个功能。我国刑法制裁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保留初始时的主要特征。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网络色情犯罪现状及其刑法对策

本文挖掘了网络色情犯罪的现状及原因,并就网络色情犯罪的法律制裁和法律体系的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

治理网络谣言可以多种方法并行,用刑法制裁的手段必不可少,但是目前刑法涉及网络谣言的罪名种类及法定刑的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无论是罪名的种类还是法定刑的设计,都存在不尽完善的地方。完善当前刑法的规定,扩大当前罪名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法定刑及增加法定刑的种类,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类推及罪刑不相适应等现象的发生,乃当务之急。

海南非法经营旅游行为的刑事制裁研究

海南旅游秩序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中之重,非法经营旅游行为对国际旅游岛建设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非法经营旅游行为(尤其是"黑导游"、"黑旅行社"、"零、负团费")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依法作出合理的分析、定性,认定某些非法经营旅游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进而予以刑法规制,保障海南旅游秩序。

刑法禁区探微

自从人类社会有刑法以来,刑事法律运行的完美(即有罪必罚),既是广大民众所希望的,更是无数法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刑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不断告诉人们:以文字规范形式表现出的)刑法与司法实践后表现出的现实的刑法,经常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这种落差的形式与“刑法禁区”的存在有很大关系。刑法禁区揭示着:即使刑法的规范形式与法官的素质无懈可击,某些应当定罪量刑的危害严重的犯罪行为仍然能够逃脱刑法制裁。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与刑法运行原则相对立的。

在禁猎区狩猎 多人落网

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应该具备的生态保护意识。国家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在禁猎区、禁猎期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将会受到刑法制裁。最近,海南省澄迈县就有6个人因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受到法律制裁。【基本案情】2023年12月12日,澄迈县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狩猎系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收缴活体眼镜蛇400余条,涉案价值达160余万元。

破产经理人的下场

企业破产是用企业全部的财产,来清偿企业所欠的债务,如果清偿不了,也就算了。如果像“巨人集团”这样,在法律上没有破产,将有义务责任负担全部的债务。美国的经理人市场,破产的经理人将终身不会有投资者聘用经营管理企业,除非你自己有钱开办公司。美国的企业老板也有偷逃资金,造成破产的现象,但法律上审计、会计制度健全,如发现证据后,老板将受到刑法制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政策、法律上还有许多漏洞,个人、企业和行业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台湾地区保护管束制度介评

保护管束制度是台湾地区刑法刑事制裁措施中极具特色的非拘禁性质的罪犯处遇方法。其广泛适用于其他保安处分之替代、受缓刑宣告者、假释出狱者以及少年事件之处理。作者力图通过对该制度之介评，对我国大陆相关刑法制度之完善提出己见。

关注刑法改革是刑法理论的重要使命--2015年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巡礼与前瞻

2015年是我国刑法改革的重要一年。围绕刑法立法和适用中的热点问题,刑法学界重点探讨了刑法功能转型过程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刑法改革的重大热点问题,对刑法改革趋势、刑法制裁体系、死刑、反腐、反恐、网络犯罪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刑法理论研究本身的范式问题进行了探索。未来,我国刑法学界将围绕刑法基础理论问题、刑法重大改革问题、《刑法修正案(九)》适用问题和社会实践热点问题等方面的刑法理论与实务问题继续开展研究。

李云龙:增设“暴利罪”抑制高房价

我们要对卖房者进行调控,要公布其每套房产的成本价格、税收情况以及获利情况,并对获取暴利者进行刑法制裁。尽管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调控措施渐趋强硬,但高房价至今依然是国民的心头之痛。针对房价居高难下的现状,江西省社科院法学教授、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会长李云龙谏言,应该完善我国刑法,增设暴利罪条款,严控楼市房价,坚决打击房地产市场中囤积居奇、哄抬房价的行为,建立对房地产价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将房价纳入商品价格调控,并设立最高销售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