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刑法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刑法学价值存在从侧重自由保障到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并重的转型需要,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塑刑法的价值需求,推进自由与安全二元价值在刑法中的融合。犯罪学实践范式具有消极性、滞后性,难以承担引领刑法学研究的理论重担,应当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重构刑法的实践范式,重视具有积极性、前瞻性的国家安全学实践范式对刑法学发展的指引作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一要调整刑事政策,坚持刑事政策发展的系统性导向;二要强化安全的刑法保障,以人民安全为理论根基促进刑事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三要激发刑事司法机能化,推进刑事司法在个人、社会、国家三重安全面向的机能性构建。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刑法社会化: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命题

刑法社会化是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在刑法与公众之间日益充满困惑、刑法与社会发展日渐脱嵌的今天,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时作出调适,以消解公众困惑并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刑法立法和司法应当克服对理性主义的过度偏爱,妥善解决作为正式规则的刑法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经验知识之间的纠葛,通过建构公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机制,以消弭刑法与公众、社会之间的裂痕。充分理解和尊重现实社会,为长期承受国家捆绑的社会及时松绑,还原并扩容社会的自主性,逐步推进刑法社会化进程,无疑是未来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中国刑法发展方式之管见

刑法发展有立法导向型和解释导向型两种方式。日本刑法的发展主要采纳了解释导向型的方式,但是,中国的刑事立法相当活跃,不具备采纳解释导向型发展方式的社会背景,中国也不具备采纳解释导向型发展方式所必须的法官保障和监督机制。中国刑法发展所确定的立法导向型方式是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正确选择。

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新思路初探

巨大复杂的社会变迁会给中国社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即社会的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利益关系也会更加复杂,各个主体对于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的期待也会随之普遍提高,也会增强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由此便会产生更加尖锐的利益冲突,更无序的利益表达,更极端的利益实现,更困难的利益综合。那么,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的行为规范体系,刑法,自然在当下的社会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鉴于社会利益关系的日渐复杂,在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若是单单依靠成文法,而忽视非正式规则的作用,那么,无疑无助于更好的解决纠纷,更有甚至恶化冲突的可能。因为,一方面,国家为构建了越来越精密的刑法规范,另一方面,面对繁密的刑法,公众可能会日益困惑和不解。因此,转型中的社会对刑法的发展,提出了急迫的现实要求,务必寻找到新的命题,新的思路。

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

刑法和刑法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其更新始终烙印着时代的特征。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命题,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新时代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高科技时代,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社会是新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共同特征。为实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谨慎应是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刑法应正视新时代给传统刑法法益保护的内涵和外延带来的变化,积极融入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进程,及时调整刑法的规制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刑法的发展不能完全脱逸传统自由主义刑法理念的钳制,应努力实现刑法保护和保障机能的平衡和良性发展。与此相应,新时代为刑法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维度,在秉持刑法基本原则和传统理念的同时,刑法理论需要开启新的视角,重塑刑法知识的概念以及体系。

积极谨慎刑法发展观的再倡导——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发展的方向是经久不息的理论话题,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两种立场争执一直难解难分。《刑法修正案(十一)》体现的刑法积极发展趋势,引起了消极刑法观的批评和诘难。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分歧主要源于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种刑法机能之间的内在紧张。虽然人们喜欢以"积极"和"消极"截然二分来概括刑法发展的立场,两种立场也都不乏理论支撑。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新旧纠缠与矛盾,理性的分析需要左盼右顾,现代刑法发展中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两大支柱始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对峙,纷至沓来的问题也不会消停,任何刑法理论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时代张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应该相互容纳和弥合,消极不应停滞,积极不能冒进,积极发展中仍须审慎。

当代中国刑法的九个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刑法的发展出现了九个方面的转向:从革命刑法转向建设刑法,从国家刑法转向公民刑法,从严打刑法转向宽严相济刑法,从政策刑法转向原则刑法,从民法的刑法化转向刑法的民法化,从身份刑法转向平等刑法,从个人刑法转向个人与单位并列的刑法,从刑罚之单轨制转向刑罚与保安处分之双轨制,从封闭型刑法转向开放型刑法。

立体刑法学:观察与评析

阐述"立体刑法学"对刑法学发展回归问题本身及打破学科壁垒的作用及意义;认为"立体刑法学"的提出与学科条件、制度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倡导者的个人条件密切相关,既借鉴了有的学术研究传统和智识资源,又表现出鲜明的学术特色;"立体刑法学"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立体刑法学思想的基本构造、理论层次、时空界域、社会基础几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立体刑法学"不断总结以往经验,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刑法财产类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刑法关于财产类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认定,与经济社会和刑法的发展存在差距,为确保刑法与经济社会的同步,有必要对财产类犯罪定罪量刑的认定标准进行修改或调整。但是经济社会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频繁修改刑法不但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违背了刑法规定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原则。针对刑法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矛盾,文章结合立法、司法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就刑法关于财产类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认定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

论缓刑的发展趋势

缓刑制度是国家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意义重大,其预防犯罪,感化教育的内核在世界各国刑法体系里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缓刑制度经过多年的立法发展,逐渐走向完善,对于规避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节约法律成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缓刑制度还存在着一些弊端,研究缓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们对缓刑制度的考察和完善,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着笔,同时本文根据对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和历史发展的研究,在确定其发展趋势的同时,提出若干合理建议,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建言献策,对于完善我国刑罚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基于对人权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刑法国际化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刑法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其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应该顺应当今世界的刑法趋势,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应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刑法国际化立法,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在注重我国刑法本土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现有刑事制度的完善,减少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性,以便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

浅谈刑法国际化背景下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也开始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世界各国政府基于对人权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始调整本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我国的刑法进程也应顺着当今世界的刑法发展趋势,在立足于已有的刑法政策前提下积极吸收各国刑法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对现有刑法制度的完善,这样大大减少了我国刑法制度和国际化刑法制度的差异,也使得我国刑法能够符合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和实现刑法应有的职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法网的基本现状及发展趋势——兼评积极主义刑法观

消极主义刑法观的缺陷并不当然意味着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合理性。后者仍然需要从正面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积极主义刑法观预设了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变化趋势,但是这一理论预设不能成立。我国当今的刑法结构不能被简单概括为"厉而不严",发展方向也不能被简单描述为"严而不厉"。根据具体治理领域的不同,刑法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仅当今我国存在"又严又厉""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这四种刑法结构,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这四种刑法结构的分工配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与其在宏观、整体的层面展开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的争论,不如进入到具体细分领域,深入研究每一个具体领域中最合适的刑法结构。

科学泛化引发的刑法风险及其防范

科学对刑法的影响和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再次突显,科学及科学高速的新发展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和革新思路。科学的意义毋庸讳言,但随着科学重要性的飞速提升,科学的泛化也在加速显现。目前关于人、行为、危险、规制措施在科学泛化的冲击下其含义愈加复杂,表现就是刑法的研究范式正在越来越多地强调用预防性来解决风险问题,开始超越刑法由其本质而规定的范围。通过明晰科学与科学泛化的界限,廓清极端的科学泛化对刑法发展的负面作用,进而阐明刑法从基础上仍应以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为本,在功能上仍应以惩罚为本位,在内容上仍应以实害为核心。

法治变革背景下的刑法法典化编纂:缘由、必要与意义

受传统语义影响与立法观念限制,现行刑法在法典结构与功能上存在缺陷,不能充分体现新时代法治社会背景下一部成文法典所应具有的属性与价值。秉承党领导人民复兴中华民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应对现行刑法进行全面修整及法典化编纂,从法典结构、原则、规范、术语各方面确定其法典地位、补充其法典规范、完善其法典功能,使其成为一部传承中华民族法律思想、昭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体现国家法制公平公正的国民刑法典。这既是延续传统刑法理念,打造本土刑法文化,提高刑事立法技术,增强刑事司法实效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社会发展,完善国家法治,切实践行新时代刑事法治思维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