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合

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是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学派,前者将表现于外的犯罪人的行为及其实害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后者则看重个体的危险性格,理论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在刑法学重大问题上必然存在对立。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派融合的趋势开始出现。作者对此过程做了简要描述,并以国家观念、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客观性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刑法学中学派融合现象出现、学派之争终结的真正原因。作者指出:法治意义的重新被强调、科学主义的迅速衰落是导致刑法客观主义的本位化以及知识融合的提前。

罪刑法定背景下刑法客观解释立场必要性研究

罪刑法定背景下必须进行刑法解释,刑法解释立场分为主观解释立场和客观解释立场。在我国应坚持客观解释立场,这不仅因为主观解释立场存在诸多弊端,更在于客观解释立场是刑法解释的必然选择,它能有效克服刑法的滞后性,且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即包容了客观解释立场,同时,客观解释不是随意进行的,它要受到一系列规范的制约。

刑法客观主义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

刑法客观主义强调行为及危害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犯罪的本质也是刑事责任的基础和裁量刑罚的根据。客观主义与法治观念更为契合,它追求正义。从刑法惩罚的是行为这一本质出发,对犯罪着手进行了再认定,并且也说明了在刑法客观主义的视野下对犯罪着手的认定因实行行为而异。

刑法客观主义的公正价值分析

刑法客观主义学派主张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 ,而这两项原则分别体现了刑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

刑法客观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叛离

中国刑法教义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法解释应采取客观解释才能维护罪行法定原则的贯彻。但是,本文逐一分析了有关客观解释论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发现刑法客观解释论提出的种种理由经过分析难以承受理论诘难。客观解释论者所提出来的论点,最终会使他们滑入法律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法官恣意造法的陷阱中,破坏法的安定性和法秩序的形成。

浅析刑法客观主义生成之根基

刑法客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价值趋向个人本位,同时犯罪亦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治理策略的转向,从而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并趋强势。

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上扒窃构成要件的法教义学理解

对扒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刑法客观主义为根本立场,充分挖掘扒窃行为的法益侵害内涵,由此限缩行为人刑法的解释空间。扒窃入罪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与“盗窃他人贴身财物”为必要。前者造成了社会公共安全感的降低以及社会防卫成本的升高,进而侵害了作为法益的社会秩序,后者侵害的法益并非“贴身禁忌”,而是“被害人的高强度占有”。对于扒窃构成要件的解释可以在客观主义内部得到解决,没有必要重蹈主观主义刑法的覆辙。

试论刑法客观主义生成之根基

刑法客观主义生成的根本推动力是经济因素,经济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价值趋向个人本位,同时犯罪亦呈现出新特征,最终导致刑事治理策略的转向,从而客观主义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并趋强势。

论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

哲学诠释学实际上并不能给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援。刑法客观解释论误读了哲学诠释学关于真理与方法之间关系的观点,没有看清楚本体意义上的解释与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之间的差异。由中国文化传统、社会法治现状、法官素能和刑法的价值立场所决定,单纯的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

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内涵

现代刑法理论是在对刑法发展史上主、客观主义刑法理论扬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本文系统分析论证了刑法史上第一个理论形态———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 ,无疑对进一步全面正确地把握现代刑法理论的根基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刑法客观解释的限定理论

刑法客观解释的限定应当遵循刑法解释学基本法理。以刑法解释的有限功能主义、司法公正相对主义、融贯性、主体间性等解释学特色理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和确证刑法客观解释的功能限定论、公正限定论、融贯性限定论、主体间性限定论等四种理论,由此形成刑法客观解释的限定理论体系。

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属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交叉的问题,结合刑法学的思考,研究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从诉讼法的角度制定操作标准是重要的,但刑法基本立场从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的转变也至关重要。本文对刑法主观主义对取证工作的消极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刑法客观主义与非法证据排除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刑法客观方面先相关关系后因果关系规则辨析的归位性思考

在刑法判断客观方面导入先相关关系、后因果关系的规则是刑法理论从传统走向理性的趋势,意味着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作为刑事责任唯一判断程式的终结,也是司法实践规律的理论升华。

刑事司法改革需秉持刑法客观主义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推行了大量改革措施,比如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等,改革成绩有目共睹。但也要看到,一方面,司法人员处理案件时正确的刑法方法论并未彻底形成,遇到疑难案件时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彻底防范冤假错案再度发生的司法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些都说明司法人员还缺乏正确的刑法方法论,尤其是缺乏刑法客观主义的指引。

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

从程序法、证据学以及司法改革的角度切入错案防止问题是必要的,但实体法也应该为减少错案贡献自身力量。合理的刑事实体法理论,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司法规律、司法逻辑,必须有助于解决某些司法难题,以最终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以刑法为切入点,要防止错案,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立场指导下,形成客观优先、分层次判断、实质判断的刑法方法论及相应的司法逻辑。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刑事司法逻辑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统一性。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进行改造,确立客观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将传统上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还原为客观判断,并建构判断主观要素的"客观标准",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蕴含在新的理论构造背后的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法论作为一种观念形象,对于合理的司法逻辑的形成必定会发挥积极影响。

客观主义视野下的犯罪构成要件排序

犯罪成立体系的层次性和顺序性只是人的认识角度问题,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同样具有层次性和顺序性。在刑法客观主义视野下,犯罪构成要件排序必须坚持客观判断优于主观判断,因此在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应当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

刑法总则中危险犯立法的检讨与建议

由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真正确立,加之受传统核心刑法以处罚实害犯为中心的思想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在总则中对危险犯的设置与认定缺乏明确、合理的规定,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在刑法的立场上,应当将犯罪结果(客观危害)明确化为实际损害与危险,并以这样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成立的基础,实现犯罪的客观化与实质化,从而奠定刑法的客观主义基本立场;在刑法模式上,我国刑法总则应当实现刑法模式的转型,将核心刑法发展为以实害犯与危险犯并列的二元刑法;在刑法具体理论上,应当分别对犯罪的概念、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中止等概念与理论进行修改与调整;在刑法修辞学上,应当剔除"损害"、"危害"这样含义模糊不清、立场不明确的词语,应当替换为含义清楚、立场明确、操作性强的修辞。

刑法主观解释的必然性--以语言哲学为径路

中国刑法教义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法的解释应当采取客观解释,其主要的辩护理由是读者反应论和文本的客观含义论。然而,刑法客观解释论提出的辩护理由难以承受理论诘难。通过语言哲学的径路分析可知,刑法解释必须采取主观解释:一方面,法律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立法者意图的语义探知的过程;另一方面,法律解释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解释必须采取沟通模式。

试论教唆犯的从属性——兼及《刑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解析

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之辩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着墨最多的争讼,此外还存在共犯立法模式上的分歧。在教唆犯的问题上,究竟应当采何种见解,需要考虑犯罪论领域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还需进行违法性领域内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考量。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基本集中在现行《刑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解读"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如何合理地解释"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已经成为贯彻教唆犯的从属性的前提条件。

论预备犯的处罚范围与规则

犯罪预备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的未完成形态之一,其重要性与犯罪未遂并驾齐驱。然预备犯的确定在我国刑法条文中由来已久,立法者为维持法的稳定性对现行刑法仍一律照搬旧刑法之规定,对其处罚范围采取普遍处罚原则。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围绕其处罚范围之立法设计争议不断,而司法实践中,也只有极少数性质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受到刑罚处罚。这一立法与司法相悖的处境使得预备犯的处罚呈现两面性。因此,本文面向预备犯处罚现状,运用案例分析法与文献研究法梳理归纳了司法适用的几类情形与潜在问题,就立法设计提出反思,挖掘司法适用困境的深层原因,试为预备犯处罚之规则提供合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