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与刑法干预的正当性——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相对于国家信息与社会信息的刑法保护而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尚处于缺失的状态。为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款。但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如"人肉搜索"是否入罪?鉴于此,我们从刑法干预的正当化根据出发,认为,个人信息安全是刑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诉求,进而对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

刑事政策对证券犯罪的理性应答——兼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刑法干预事由

我国证券市场刑事立法的严密性、数量、质量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及证券管理体制等 因素决定了证券犯罪“司法介入”的功能性缺失,应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 息罪为切入点和范例,对证券犯罪进行刑法干预、制度设计。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逻辑与刑法干预

民间借贷在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方面均具有民间性质。基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经历了彻底压制期、短暂宽松期、严格监管期、逐步开放期四个阶段。刑法作为法律规制的最后手段,在介入民间借贷活动时,不应背离其谦抑的基本品质,应合理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高利转贷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罪名规制民间借贷的条件。

刑法干预群体性事件之必要性探讨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刑法是否介入干预成为一个敏感和难以抉择的问题,这种犹豫直接影响了刑法功能的实现。刑法对涉罪群体性事件进行干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是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需要,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刑法正当性的价值意蕴。

AI诈骗面临的刑法问题及其干预限度——以“福州市AI换脸诈骗”为例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风险问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AI技术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并且以假乱真,让人防不胜防。本文以“福州市AI换脸诈骗案”为例,否定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分析出AI诈骗除涉及诈骗罪外,还面临侵犯公民信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等刑事法律问题。此外,为促进AI行业有序发展及信息数据的创新发展,本文对刑法干预限度进行分析,提出刑法在规制此类新型犯罪时,可以对利用AI犯罪的行为分类型按不同程度进行规制,即慎重认定数据获取、收集过程中的犯罪,从严打击数据利用过程中的犯罪。此外,刑法对于这类中立技术的规制应持审慎态度,以维持刑法的谦抑性,应充分发挥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刑法干预前置化的理性反思

针对特定犯罪刑法干预前置化的表面预防效果容易诱使人们夸大其立法效果,推动其从零星的个别立法行为升级为得到立法机关概念性界定的立法政策。刑法干预前置化不仅容易出现由于对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高度盖然性评估不足导致的适用不当并进一步造成刑法的滥用,其积极一般预防效果也无法得到证实。故此,应当限制刑法干预前置化无节制的扩张适用。适用原则方面:坚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遏制刑法干预前置化成为常态化的立法政策。适用范围方面:限定其所可能适用的领域和保护法益的类型。适用后果方面:限制其可能给公民个人自由造成的伤害。即便是必须采取刑法干预前置化,也要精准评估行为的危害性,科学确立"刑法最后有效干预点",建构配套出罪机制、刑罚制度、附随后果限制机制,实现刑法干预前置化的"入罪出罪"兼顾以及"罪刑两端"均衡。

互联网金融犯罪和刑法干预机理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新业态之下,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其中可能产生的刑事犯罪风险的防控,从犯罪行为的性质特征和刑法干预的机理出发,明确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对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若干特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文章涉及犯罪学分析、刑事政策分析和刑事司法适用三个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长期的持续关注和不断的深入思考才可能确保它的健康发展。

集体法益扩张在预防性刑法时代的新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一批罪名的修改体现了集体法益呈扩张态势,一时间集体法益因被认为属于积极刑法观下刑法干预前置化的明显表征而饱受争议。在学说发展上,集体法益的概念界定从一元论、二元论讨论至广义与狭义的集体法益;在集体法益的边界厘清上,学者们试图从风险社会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刑事政策学、积极刑法观、刑法干预前置化多个侧面进行切入分析。但集体法益在众多讨论中被绑上了过多的枷锁,使得本应因积极刑法观容易导致犯罪圈扩大、刑法干预前置化的正当性证明等问题,错误的由集体法益进行承担。集体法益的扩张应当作为在法益范围内部的列举穷尽来理解,而非作为本法益范围外以对公民秩序自由的侵吞而获得的扩张来批判。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三维考察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从宏观价值上考量,该草案鲜明地体现出秩序价值优先的特点,强化其社会治理功能;而从中观政策考察,其贯彻的刑事政策更多地具有从重从严的色彩,从宽刑事政策的贯彻并不明显,力度也有欠缺;而从微观条文分析,其新增和修正罪名的罪状设置及刑罚配置、不同条文选择适用的定罪指引等都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社会敌意(社会冲突)的制度调控——兼论刑法的面孔

在社会科学层面,敌意原本是一种普遍的甚至是中性的心理状态,学者多用冲突或社会冲突指代社会敌意。现代政府对敌意的调控应该体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代的要求,作好长期制度安排,处理好民生、民主、法治、人权、博爱、宽容的关系。民生问题固然重要,但民主更加重要,而民主要靠法治确认和保障;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保障人权,而人权需要博爱精神,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忍让,而这些都需制度化,以制度确认和体现人的需求,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控制并降低社会冲突的程度,消解人们内心的敌意与仇恨,最终使人类和谐相处。

刑法视角下的中小学教师惩戒权

教育活动,在本质上要求受教育者达到前设的身心发展目标,该目标所隐含的强制性可以确证教师惩戒权的必要性。正当的教师惩戒权,其具体实施行为,虽然形式上符合刑法上特定罪名要件,实质上可以通过刑法学上的违法性阻却原理予以排除。教师违法滥用惩戒权,刑法应该适度干预。

公共安全在刑事立法、司法中的构建与策略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也不是完全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社会。混合形态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棘手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威胁。政府化解公共安全难题需要健全和完善刑法法律法规,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而构建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强调刑事立法和司法效能是关键。

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从宪法的视角

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现代刑事法治建设面临的难题在于,如何平衡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对此,刑法与言论犯罪的关系,提供了观察窗口。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制造社会恐慌,侵犯个人隐私;而言论自由促进民主决策,监督违法犯罪,追寻科学真理。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又可以杜绝谣言,这是人们对法治的美好期待。刑法干预网络谣言应采取何种审查标准才符合法治的要求,仅从刑法的视角会走进"死胡同",也无法明确不法性与有责性判断的实质根据。

被害人教义学语境下套路贷犯罪的规制

对“套路贷”犯罪,现行规定立足于积极的刑法干预立场,强调从整体上进行否定性评价。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认为,只要有“套路”就是诈骗,只要是“套路贷”就构成诈骗罪,①这种唯套路论罪的犯罪评价思路显然对被害人和行为人之间的犯罪互动评判不足。在整体否定性评价套路贷行为的基本规制立场下,亟须补足被害人在整个规范评价逻辑中的功能性角色,从行为人和被害人两个角度充分考量规范逻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围绕被害人的不同被害认知情境,对“套路贷”案件的规制问题予以审视。

危险驾驶罪犯罪构成及相关问题研究——以风险社会管理为视角

德国社会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指出,风险社会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心议题。为了实现对风险社会的管理,我国在立法上,特别是刑事立法上不断与时俱进,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危险驾驶罪作为抽象危险犯,是刑罚处罚的早期化,它是风险社会中风险控制的体现,能实现刑法的提前保护,又能充分保障人权,防止刑罚权滥用。

环境安全领域犯罪宜增设危险犯

目前,环境安全法律领域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立法层面,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粗放,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干预的时机适度提前,提升对环境犯罪的预防。环境安全领域危险犯立法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安全领域危险犯的立法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法益观不够明确,保护法益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