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方法理论的问题域探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正在实现从近代阶级社会向现代和谐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刑法方法向和谐社会的刑法方法的转变,现今刑法学界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积极的探索。文章提出了刑法方法理论的本体问题、犯罪论体系的构建方法、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方法、刑法的解释方法、刑法适用的价值判断方法、刑法论证方法等作为刑法方法理论的基本问题,期待在这方面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刑法方法论视阈中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裁量基准——以“张中生案”为切入点

我国原有的贪污受贿犯罪死刑适用标准存在明显缺陷,必须把握《刑法修正案(九)》对其进行修改的重要契机,紧跟有关判例动向和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准确适用现行的死刑裁量基准。尽管有关司法解释已经生效,但关于影响责任刑情节和影响预防刑情节的认定,尚有若干争议之处,仍须通过刑法方法论的研究以明确其主要内容。关于前者,法官应当慎重认定犯罪数额,不把严重的伤亡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以及其他危害后果评价为特别重大损失;关于后者,法官需要准确判断情节性质、合理认定情节作用、重视酌定情节地位、综合评价情节功能。在此基础上,还要以'幅的理论'为起点,以'点的理论'为终点,重新设计死刑裁量步骤,确定科学的量刑方法,既准确评价量刑责任,又适当理顺情节排序。

论未来刑法学的十大着力点

刑法教义学是随着刑法的立法和司法不断向前发展的,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建设中,刑法理论对法治现实的指导意义得以彰显。本文根据我国刑法教义学的理论研究现状,对未来刑法学研究的十个重点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十个问题既包括刑法方法论等理论问题,也包括正当防卫、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等刑法总论问题和法定犯、财产犯和秩序犯等刑法各论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刑法理论的各个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刑法教义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路线图的作用。

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刑法方法论存在着本体论和工具论之分,前者以超法规的刑法理论或制度为对象,构建的是作为哲学的刑法学;后者则以解释具体的刑法规范为目的,建构的是作为解释的刑法学。适应刑法学科自身特性并根据刑法正义性的要求,未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实现从刑法本体方法论向刑法工具方法论的范式转型,未来刑法方法论的发达则是构建一套精密的刑法解释方法和技巧,走向解释的刑法学。而其基本的路径则是由实质的犯罪论上升到实质的刑法立场,并提倡与之相适应的实质的刑法解释学。

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刑法方法与具体问题相联系,属于刑法学研究的内容;刑法方法论与世界观相联系,一般地属于法理学研究的内容。每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功能,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仅仅使用一种方法是无法完整地研究刑法学的。在现代刑法理论的构建中,比较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国学者特别重视的方法,体系性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刑法理想对刑法方法的选择具有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从总体上说,综合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刑法方法。

类型思维在刑法学上的壮阔前景——简评杜宇教授的《类型思维与刑法方法》

复旦大学杜宇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研究刑法学中的类型思维,近二十年间就此发表一系列成果,推进了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近日收到他寄来的《类型思维与刑法方法》一书,笔者立即翻阅,深感此前有专家称此书为“二十年磨一剑”所言不虚。作为多年积累而成的学术结晶,该书对类型思维的特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领域中类型思维的应用、类型思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

中国刑法方法论研究的10年回顾

近10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关刑法(适用)方法问题研究比较丰富,不仅在刑法解释方法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而且在刑法思维方法、刑法推理方法、刑法论证方法、刑法修辞方法、刑法漏洞处理方法、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方法等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探讨。但在关注和回应刑事司法实践需求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刑法方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结合,使刑法方法论更具有应用性与可操作性,以推动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

方法的反思与更新——《刑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读后

本文对《刑法学方法的一般理论》一书进行了述评。

案例刑法学的研究方法

案例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必须强调突出刑法学科特色和问题意识深刻性,将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并进行法理论证作为重中之重。案例刑法学研究不但需要深入细化刑法教义学体系建构方法的研究和运用,而且需要突出刑法解释学法律论证的方法论特色,必须特别强调规范刑法学的方法论贯通,即刑法教义学的体系建构方法与刑法解释学的法律论证方法必须相互关照、相互交融、相互证立,通过两种研究方法的贯通运用来增强理论阐释力,共同证成刑法教义学原理和刑法解释结论整体有效性。

刑法适用走向方法时代之路——刑法适用方法研究回顾与前瞻(1997—2014)

刑法适用方法的运用是增强判决公正性和说服力的重要保证。在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中,刑法解释方法理论成果最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对于刑法适用中的思维方法、推理、论证、利益衡量方法以及刑法漏洞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司法实践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足。加强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丰富刑法理论,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与检讨

对刑法解释方法的有价值的运用分析是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司法解释对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体现了以文义、体系等解释为基础,目的解释为核心和最终方法,其他解释方法随机适用的规律,但也存在着刑事政策在解释方法的运用中被过度依赖导致解释方法运用的无序化以及对具体解释方法的运用不够科学导致地方司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等问题。学理解释对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规则体系:"固定顺位说"存在过于机械、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以及复杂化等缺陷,"目的解释决定说"存在解释结论超出文义可能范围的风险,而"区别顺位说"以一种不可知的抽象规则作为刑法解释方法的理论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开展刑法解释方法运用的系统化研究应当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刑法学研究方法分类研究

探索刑法学研究方法的外延与分类,一方面要摒弃各种方法之间相互指责的偏见,以包容的态度有根据地将各种有助于刑法学科研究的方法吸纳进来,另一方面要理性地排除其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方法的干扰,划清学科与方法的界限,以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为基本标准对研究方法作广义、狭义双层次的分类,使方法各归其位,从而将各种方法从零星的罗列上升为周延的体系,从周延的体系上升为刑法学方法论。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纲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有其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刑法司法解释学相关范畴相区别,在现代刑法司法解释具体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理论包括本体论、关系论和发展论三大部分。在掌握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自身理论体系、厘清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与刑法司法解释学相关范畴的不同、立足于我国现代刑法司法解释实践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论析并驾驭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方法发展大势,增强做好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的自觉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刑法方法论的实践展开

刑法方法论对于正确认定与评价刑事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以刑法客观主义为基础的客观性思考将犯罪认定的起点与重点置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中,可以有效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并抑制司法的恣意。刑法中体系性思考的重点则在于协调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确保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与其他部门法的实体规定与价值判断相冲突。刑法中的规范性思考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其为正确地认定犯罪尤其是正确地判断出罪事由不可或缺。

略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漏洞填补解释方法

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存在刑法条文出现空白或相互矛盾、抵触时进行填充、补缺的解释方法,即漏洞填补解释方法。刑法司法解释中的漏洞填补解释方法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固有的本质特征,与司法造法、制定法外的法发展形成根本不同,我们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漏洞填补解释方法,推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工作更全面地向前发展。

论刑法学方法论的纵向流变——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争为线索

我国刑法学正处于转型时期,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被批判,刑事违法性的概念被引入和本土化。随之嬗变的刑法方法论纵向上也体现出日益精细化的特点:刑法立法论时期包含政法法学时期和转轨时期两个阶段,其后才进入刑法司法论时期,具有类型化思维、问题性意识、体系性思维三个主要方法论。刑法教义学是当下规范刑法学的主要方法论,与刑事法学其他学科采用的其他交叉学科方法形成供需关系,进而结成谱系,展现出刑法方法论的当下图像。

刍议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之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刑法的正义性价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进而正确适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

化大公为小公行为之定性——兼谈刑法解释方法之取舍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刑法解释的过程。刑法解释方法多样,在适用于个案时如何选择和使用,关系到能否得出合理的结论,实现具体的正义。本文试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来阐述刑法个案适用过程中的刑法解释方法的选用。

秦汉时期的刑法解释及当代审视

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秦代确立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刑法解释原则,私家释律的刑法解释范式被明令禁止。同时文理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连事比附解释、指导性解释和修正性解释等多种刑法解释方法在秦代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广泛地加以使用。在秦代刑法解释理论与解释方法发展的基础上,两汉时期的刑法解释在指导思想层面上经历了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进行转变的过程。受此影响,“应合经义”的刑法解释原则得以确立,私家释律的刑法解释范式迎来了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包含了“声训”“形训”“义训”“互训”四种解释技巧在内的“经学训诂”解释方法在两汉时期的刑法解释过程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

中国刑法学的实践理性与反思能力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学者们充分关注理论的协调性和一贯性,能够自觉地进行体系性思考,坚持运用比较的眼光打造刑法教义学,理论的自主性得以增强。但是,刑法理论与实践需求之间的鸿沟仍然较大。为此,刑法学研究应当更加凸显问题性思考的重要性,认真对待司法裁判,善于发现更多好判决;站在善意的立场为法官填充其裁判理由;面对某些判决,检视过去的理论是否有必要作出变通;在大数据时代特别关注作为“小样本”的罕见判决,据此展示理论的回应性,增强其实践理性,从裁判中寻找理论发展的契机。在重视刑法学的实践理性的同时,需要大幅度提升刑法学自身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确保刑法适用的基本立场妥当,避免为体系而体系,准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避免采用具有类推解释色彩的软性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正当防卫、共犯、结果加重犯等实务争议问题尽可能予以合理解决,有效限定处罚范围,从而建构与中国立法、社会现实、司法状况、法律文化相适应且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稳步推进我国刑法学研究的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