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量刑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中外刑法中有“立法定性、司法定量”和“立法既定性又定量”两种犯罪定量模式,两者各有利弊。但传统的法文化与现实法体系的冲突注定了在我国刑法典中对犯罪进行“立法定量”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只有将“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协调统一起来,犯罪定量才会得以实现。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刑法模式——基于“经济刑法”与“民生刑法”之二元分解

刑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性源自刑法法益保护之机能。我国刑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在"经济刑法"与"民生刑法"二元模式之下展开的,经济刑法模式属于消费者保护中的基本模式,侧重于对消费者的经济性利益的保护;而民生刑法模式的引入,弥补了经济刑法模式在应对消费者人身性利益遭受侵害时的理论局限。在应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犯罪问题时,民生刑法模式无法在根本上取代经济刑法模式,而是与经济刑法模式共同发挥作用,二者相互补充、融合形成一种"共生现象"。

个人信息安全风险调控的刑法模式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需要刑法积极介入应对。刑法应当采用预防性保护立法、兼顾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数据流通、秉持刑事一体化理念,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担和风险防控三方面应对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风险识别方面,个人信息分类分级是风险识别的基础,可以综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标准和个人信息涉及的法益类型,分类分级保护个人信息。风险分担方面,通过合理设置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责任以及基于信息主体同意出罪事由,明确不同主体应当分担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风险防控方面,通过严密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和厘清个人信息犯罪的入罪边界,有效衔接前置法与刑法,构建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防控法律体系。

犯罪定量要素与刑法立法模式调整

在中国刑法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键标准,也是构建统一刑法典模式的重要基础和必要前提。这种立法模式有利有弊,其最大弊端是减损了刑法规范的明确性。特别是在自然犯的犯罪定义中,定量要素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成为混淆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立法因素。为了解决定量要素减损刑法规范明确性的问题,应当以立法方式规范司法定量,并推动刑法立法模式从统一刑法的模式向多元立法模式的转型。

刑法视域下数据权利的确立与保护

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在各个社会领域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数据滥用、侵权给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构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势在必行。数据本身附着的权利形式复杂,其汇集着不同主体的不同性质的权益。以刑法介入数据保护,需以做好数据确权为前提,并从现有的四种保护模式延伸开去,做好相应调整,尝试将扩张信息类犯罪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将数据作为独立法益保护的模式。

我国刑法修订模式的总结分析与反思展望——基于对十个刑法修正案的数据统计

自我国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先后出台的十个刑法修正案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修订。通过对修正案进行的数据统计,可以总结出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技术特点主要包括修订频率高、涉及条文数量多、新增罪名数量多,修订类型中增加多、删除少,总则改动少、分则改动多且各章分布极不平均。进一步分析,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修订过于频繁,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稳定性;修订缺少总体规划,呈现出因事立法的特征;总则与分则之间的修订不够协调,过分聚焦分则罪名的修订,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总则规定的存在与完善。通过分析、反思与展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选择的刑法修订模式;解决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未来中国的刑法修订应摈弃单一的刑法典模式,采用分散式、多种法律渊源并行的模式。

和谐社会刑法机能模式之选择

刑法机能模式指刑法在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冲突与契合关系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对某一机能的侧重,体现刑法机能模式的价值偏一关系。关于刑法机能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机能优先模式"、"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刑法机能动态平衡模式"及"刑法机能同一模式"之争论。在当前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权保障机能优先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法机能模式的理性选择。

统一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模式之建构

因果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垄断了因果关系理论的话语权,但必然性与偶然性之争无益于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与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过程脱节,缺乏实际的指导作用,亟需寻找新的切入点、建立新的判断模式。本文在分析我国传统观点及研究现状、大陆法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寻求新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入手,借鉴大陆法系的条件说并对之进行一定的修正,以期为司法实践中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提供一个统一的参考模式。

我国刑法法典化的应然立场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即“现行刑法=刑法典”。刑法法典化的研究遵循着从风险社会到风险刑法,再到“刑法风险”的理论范式,对于刑法法典化路径的争论实则是关于我国刑法未来的应然形态及其修正模式的争论,主要分为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和多元刑法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在立法技术层面不存在优劣之分。基于法典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应然立场,我国应当继续坚持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对现行刑法典进行一次全面纂修,将现有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统一纳入刑法典,使之在结构、内容、理念上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刑法施行过程中应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但应完善刑法修正案的立法程序和体系性要求,既要弥补统一刑法典固有滞后性的不足,又要兼顾刑法典的稳定性。

我国刑法修正案修改模式的理性反思与未来走向

从1999年第一部刑法修正案颁布开始,刑法修正案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刑法修改的一种主要方式,同时考虑到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新型犯罪行为的出现,犯罪客体类型的多样化,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修改模式可以弥补修正案模式的不足,因而刑法修正案的未来走向应当是与特别刑法修改模式并行,进而形成双轨制的刑法修改模式。

日本刑法法典化的限度控制、技术路径及启示

日本刑法立法呈现出刑法典、(狭义)特别刑法与行政刑法三足鼎立的“多元化”格局。相比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日本刑法典分则条文数量少且罪状内容简洁,所涉犯罪大多为自然犯,属于典型的“小型法典”体例,彰显出有限法典化立场。有限法典化立场能够在刑法典之外保留充分的刑事立法空间,以(狭义)特别刑法或行政刑法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中的刑法诉求,而刑法典的修改完善则多是以“小修小补”为主,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狭义)特别刑法可以将“程序、证据与犯罪预防”等多种内容融于一身,充分贯彻刑事一体化要求,行政刑法中的罪刑规范明确,不存在空白罪状指向模糊难题,也避免规范衔接负担,二者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相对优势。当然,由于日本在刑法典之外保留出大量刑事立法空间,犯罪圈高度扩张,因而司法上普遍采取程序出罪机制,且刑罚整体轻缓,由此实现立法积极与司法消极的整体平衡。日本刑法立法的有限法典化立场及其技术优势,对回应我国刑法法典化立场纷争以及确立刑法立法模式之未来走向具有启示意义。

论我国刑法修正模式之选择

单行刑法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自身的先天不足逃脱不了退出立法舞台的命运。同样,附属刑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可以适度保持其宣示式模式。最后,历史选择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以其无法比拟的优势独领风骚。多数否定或质疑刑法修正案模式的观点均不能令人信服,刑法修正案可以成为我国当今及未来刑法修正的主要模式。

当代中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演进与选择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我国在刑法立法模式上经历了一个由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存,到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存,再到以刑法典为主并辅之以单行刑法的过程。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既有主观性,直接受制于刑法立法政策和刑法立法能力;又有客观性,受到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刑法立法技术的影响。综合新中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演进规律,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需兼顾事实、价值和技术三个层面。未来我国应当采取统一的刑法典模式,其中在事实层面上统一刑法典模式是我国的历史选择与现实明证,在价值层面上统一刑法典模式能保证刑法立法的灵活性和统一性并实现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的呼应,在技术层面上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可有效维护统一刑法典模式。

论新时代统一刑法典模式的辩驳与坚持

我国刑事立法活动频繁引发对统一刑法典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提倡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多元化刑法立法模式的主张层见叠出。附属刑法具有灵活性强、参照便利和针对性强的优点,但根据我国附属刑法的立法经验来看,其仍然存有与刑法典条文不易协调、实质上破坏刑法稳定性和不利于公民知法守法等弊端。我国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正刑法以维持统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在历史传统、回应实践需求和普法宣传等方面更具正当性和合理性,且能够完整替代附属刑法的功能。为充分释放刑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价值,应当坚持以刑法修正案修正刑法,并稳步提高刑法立法质量。

法典化语境下刑事立法的理性与抉择——刑法多元立法模式的再倡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我国刑法再法典化也应当沿袭其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而采取单一法典模式,而是要保持理性,并清醒地认识到民法典编纂与刑法再法典化所存在的差异,选择最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立法模式。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单一刑法典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俨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即使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刑法典也难以及时适应社会变化,更无法彻底解决立法模式本身的问题。在社会发展千变万化的现实之下,多元立法模式绝非罔顾前车之鉴的“倒退”,而是更能够兼顾法典稳定性与适应社会变化的最佳方案,也更切合我国刑法立法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国刑法修正模式单一化反思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刑法修正的唯一模式。单一化的刑法修正模式存在着现实局限性,且其背后所体现的法典中心主义也衍生出许多问题,因此,单一修正模式不适合作为我国现行的刑法修正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现实,应当借鉴域外早已兴起的解法典化思路,激活以刑法典为中心、以特别刑法为辅的多样化修正模式。

简述我国的刑法修正模式

随着刑法修正活动的逐步推进，我国目前坚持的刑法修正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显现。文章运用了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结合我国的刑法修正实践对当前的刑法修正模式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希望对刑法学发展有益。

对传统刑法学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传统刑法学教学模式存在"重知识而轻能力""重讲授而轻互动"的倾向。而案例教学不仅具有讲授式教学所不具备的实训功能,同时还能与理论讲授形成对接,既符合刑法学科的应用性特点,又能满足当下法学院教育的实际需求。因而,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刑法学的教学当中,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具体应用方面,应当先行明确案例选取标准,制定出一套完整且具有可行性的刑事案例教学实施方案。

二元区分视角下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路径

数据的滥用或泄露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刑法应当对数据安全进行全方位保护。当前学界对于数据的内涵尚未明晰,数据存在存储形式和主体身份两种分类标准。我国刑法对于数据的保护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存在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思路不统一、数据保护依附于其他法益、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为有效保护数据安全,可从个人数据的刑法保护和一般数据的刑法保护两条路径构建我国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

刑法总则中危险犯立法的检讨与建议

由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真正确立,加之受传统核心刑法以处罚实害犯为中心的思想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在总则中对危险犯的设置与认定缺乏明确、合理的规定,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在刑法的立场上,应当将犯罪结果(客观危害)明确化为实际损害与危险,并以这样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作为犯罪成立的基础,实现犯罪的客观化与实质化,从而奠定刑法的客观主义基本立场;在刑法模式上,我国刑法总则应当实现刑法模式的转型,将核心刑法发展为以实害犯与危险犯并列的二元刑法;在刑法具体理论上,应当分别对犯罪的概念、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中止等概念与理论进行修改与调整;在刑法修辞学上,应当剔除"损害"、"危害"这样含义模糊不清、立场不明确的词语,应当替换为含义清楚、立场明确、操作性强的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