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合规刑法激励的基本面向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是对企业犯罪从宽司法政策的有效衡平和司法规制新举措,刑法激励对涉罪企业合规承诺和整改积极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基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架构和企业犯罪治理现状,在企业合规刑法激励上需要把握主体适当性、诉讼时效性和程序衔接性等三个要素。在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改造中,宜区分犯罪主体、诉讼环节、强制措施、刑罚种类等对刑法激励作适度拓展,构建更加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检察权法律监督属性的企业合规刑法激励机制。

合规刑法激励的本土证成与法治构建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同时面临企业内在改革动力匮乏、合规刑法激励法律依据不足、正当性根据缺失等诸多困境。解决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本土化与法治化的合规刑法激励制度。激发企业合规主动性是合规刑法激励本土化构建的实践前提。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应当区分不同阶段分别认定,事先合规阶段以组织体责任论为依据,事后合规阶段以法益修复理论为支撑。合规刑法激励的法治化路径是通过修改刑法,将合规规定为法定出罪或从宽事由,以此方能促进合规改革的顺利进行。

略谈我国刑事合规所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自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合规工作以来,我国企业合规建设在试点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随着合规制度的深入,合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显现,适用对象的不明确、使用条件过于泛化、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衔接难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应当以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从案例中探求完善合规制度的方式,明确刑事合规所适用的企业,细化刑事合规启用条件,寻求与行政程序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模式。同时应当完善第三人监督机制,引入专业第三人对刑事合规制度进行监督,以提高合规的效率与正当性,帮助涉案企业完善自身企业监管,预防企业所面临的合规风险,实现企业的真整改、真合规。

刑法更新应坚守谦抑性本质——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公布,预示着我国新一轮刑法更新即将开始。从草案内容来看,在整体上依然遵循了刑法适用范围扩张和重刑化发展的思路。刑法的适度扩张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客观需求,但是近年来刑法更新频率和幅度明显加快,已然有在公共情绪支配下刑罚权过度扩张的隐忧,而当前刑事立法强调重刑主义,忽视司法自身的调节能力,也暗含着法律风险。因此,刑法更新必须坚守谦抑性本质,并且将激励性刑法规范作为法律更新的重要领域。

刑事合规需要澄清的基础问题

当前刑事合规的理论研究多学科化特征明显,而刑事合规的基础问题却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或者内涵不清、欠缺内在一致性。刑事合规应当被界定为企业制定、贯彻和执行能有效预防、发现内部犯罪的由企业政策、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所组成的内部机制,因而受到刑法激励的系统性行为。刑事合规不同于企业合规治理。对刑事合规予以刑法激励的正当性依据包括刑事合规排除特定场合的企业不法,具有刑事合规情节的企业的责任减轻和预防必要性减小,以及鼓励企业预防、发现犯罪。企业承担合规管理义务,而不负有预防犯罪的刑事义务。应当对刑事合规赋予排除特定场合的企业过错的地位,并从宽处罚具有刑事合规情节的犯罪企业。

网络时代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的生成机制与化解路径

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是社会个体基于个案感受的公共司法质疑汇集,网络时代的社会变革赋予了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全新的内涵,网络空间中热点刑事案件频现,带来了更多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的同时,也为提升刑事裁判公众认同提供了全新机遇。促进刑事法学回归常识、保障并完善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提升刑事裁判的沟通属性,引导公众认可激励性刑法预防理念,应当成为网络时代刑事裁判公众认同冲突的合理化解路径。

企业合规制度的三个维度——比较法视野下的分析

建立一种有效的合规计划,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进行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我们可以将合规管理与业务管理、财务管理视为当代公司治理的三大组成部分。但是,西方企业之所以在建立合规计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因为合规在刑法上具有多重激励机制,也就是,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成为涉嫌犯罪的企业寻求不起诉、作出无罪抗辩、获得减免刑罚乃至与监管机构签署暂缓起诉协议的重要依据,企业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也正是在这种刑法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西方律师业逐渐发展出来一种重要的合规业务,将独立的合规调查、对监管起诉的应对以及合规计划的打造作为这种业务的基本内容。只有将企业合规同时视为公司治理的手段、刑法上的激励机制以及律师协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的业务,才能对其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解。

民族地区群体性犯罪内涵、外延和防控机制更新

民族地区群体性犯罪是指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且犯罪主体或犯罪原因与民族因素关系紧密的群体性犯罪。民族地区群体性犯罪是群体性犯罪的一种特殊种类,但与群体性活动及群体性事件有所差异。运用犯罪学理论、刑法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对民族地区群体性犯罪进行分析,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民族地区群体性犯罪的生成,则与犯罪人内在的心理机制、民族地区外在的刑事政策机制以及广义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联系。为了有效预防并且控制这种犯罪,树立正向引导的积极预防刑事政策,建立特殊犯罪防控的激励性刑法机制,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扩张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