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现代化发展趋势

现代化并非特指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我国刑法现代化做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其在司法体制的整体格局中,处于关键环节,并将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整体改革的步伐,与时俱进,肩负其应有的历史使命,为我国的司法文明,社会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法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发展

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手段并最具严厉性的部门法之一,其刑法理念、刑法机能观、刑法内容和刑罚的设置及适用等都应以法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为依归。反观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诸多与刑法现代化不相适应之处。应转变刑法理念,审视刑法总则和分则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适应刑法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要求。

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犯罪概念之比较

贯穿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三大法系国家"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概念结构,体现了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犯罪概念的不同立法模式,决定了不同国家犯罪概念内容的差异和犯罪圈大小的不同。犯罪概念的结构体现刑法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应当一致;而犯罪概念内容则体现不同国情,可有适当差别。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本土化还是国际化:中国刑法现代化的道路选择

考察世界各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各国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其实现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均不外乎以下两种:一种是自觉地渐进模式,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为典型代表.

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正义是刑法与生俱来的品格,刑法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彰显刑法被专制社会抛弃的正义品格的过程。刑法现代化进程发端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但是有其深层的制度和经济根源。物质基础决定了一国法律制度的构建,取舍的标准即正义,终极状态是接轨。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关键所在,但是司法只能让人被动守法,主动自觉守法的状态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培养信仰的途径不是简单地将刑法神圣化,而是先将刑法平实化。

做强做优理论发展促进刑法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刑法学立足国情,通过广泛的实践和积累,不断丰富和完善,取得长足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中国刑法学更应奠厉奋发,勾勒好新时代发展与完善的路线图。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不仅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而且要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而正是中国刑法人性基础的薄弱乃至于人性宽容精神的缺位,引发了中国刑法的道德化危机,并导致了中国刑法在立法制度安排、司法实务适用和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因而需要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培育中国刑法的现代伦理品格。

议论刑法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口号，我国政府在20多年前已经提出并正在尽力实践中。“依法治国”方略写进宪法（1999年）标志着第五个现代化即法制现代化正式启动。刑法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解构——量刑规范化的科学基础探究

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刑法现代化的发展,量刑的内涵也随之发生诸多变化。其中,量刑之"量"并非只是"量化",而是"裁量";量刑之"刑"并非只是"刑罚",而是"刑事责任";量刑之"过程"并非只是宣告刑的裁量,而是宣告刑等(如处断刑、执行刑、免刑)的裁量。这些变化,既是刑法现代化在量刑问题上的客观反映,也是量刑规范化的现代科学基础。在当前量刑规范化探索中,量刑基准等的正当性问题之所以遭受普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对以上变化的弱视。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中国刑法现代化践行的法文化障碍及克服——以市民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 (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中国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王牧: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牧先生始终关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完善,曾多次专门撰文并在很多公开场合呼吁尽快建立独立少年司法制度。日前,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王牧先生特别提到,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对于我国未来整体上预防和减犯罪具有极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是我国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初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法现代化——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017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观点述要

11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海南大学、海南省高级法院、海南省检察院、海南省法学会承办的2017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

英美刑法中共谋罪的立法检视与省思

共谋罪作为一种未完成形态犯罪,主要存在于英美刑法中。共谋罪的设立对打击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提前适用刑法来保护法益,为国家提前发动刑罚权提供了正当性依据,适应了英美国家风险社会犯罪的情势。但共谋罪也具有一定缺陷,其造成的处罚过于提前也存在滥用和任意发动刑罚权的潜在风险。鉴于共谋罪立法利弊兼具,我们应当审慎对待共谋罪立法,并根据我国犯罪态势,扬长避短,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推进我国刑法现代化。

中国刑法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述评与展望——以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解构为切入点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既非此即彼又能共同发展。这一悖论存在的原因在于这两个概念内核的丰富性、复杂性,导致同样的表述下隐藏着多个层次的内涵,有必要将其明晰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概念可从多个维度解构,两者宏观上互斥,微观上共存,而无论哪个层面均不存在二选一的问题。我国刑法发展的现实是既有犯罪化又有非犯罪化;既有罪质上的,又有罪量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整体呈犯罪化趋势。这是社会发展内在需要驱动下的结果,不是刑法发展刻意追求的目标。对具体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举措的合理性评价应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为依托;对一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整体评价应同时考虑增量和存量。未来我国刑法发展将呈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行的趋势,一定时期内仍将主要体现为犯罪化,并应同步推进刑罚的轻缓化。这是法治化以及刑法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论我国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发展

从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来看,逻辑性和严谨性皆有所欠缺。修补式的立法修订方式,尽管修补不断,但仍漏洞百出。当下我国日益增长的刑事法治诉求与有限的刑事法治建构能力之间的内在矛盾,直接导致了我国刑法的科学化发展。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转型期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矛盾,给法治带来了现实困难。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是刑法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刑法立法的科学化,直接关系到刑法正义实现的效果。通过分析论证,文章认为,我国刑法立法科学化发展的路径为建立二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即行政刑法的繁荣和发展。刑法典与行政刑法共同发展,既能有效衔接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间隙,又能提升刑法立法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增强刑法的可操作性,更有利于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