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合规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积极一般预防的论证路径

刑事合规激励是“规制的自我规制”这一现代规制理念的体现。事前与事后合规的区分根据在于刑法激励的正当性根据不同,两者各自对应的教义学构造因此也存在显著差异。面对当前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正当性危机,法益恢复理论、需罚性理论(功能责任论)与特殊预防理论皆无法为涉案企业事后合规减免刑罚提供恰当、融贯且周延的依据。相反,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论证涉案企业事后合规激励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正当性论证框架。从积极一般预防“学习效果”“信赖效果”与“和解效果”的具体维度考察,涉案企业有效的事后合规措施可以作为刑罚的(部分)替代,从而降低大众的“刑罚需求”。然而,刑罚需求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内容,也为事后合规刑法激励划定了适用边界。

双轨制立法视角下的预防刑法

现代风险难以预测,后果难以把控。以自由刑法应对传统风险、以预防刑法应对现代风险的双轨制刑法立法符合我国两种风险并存的实际,在为自由刑法减负的同时有助于对预防刑法的过度扩张进行限缩。预防刑法不应过度侵入行政规范的领域,行政刑法中兼有的预防刑法与自由刑法的相关条款不能充分应对两种风险并存的现状。自由刑法与预防刑法并行的双轨制在逻辑上可以明确自洽。预防刑法条款在设置上可配置相关行政性处罚条款,让“预防刑法”条款在压缩行政违法的同时又可为其留有适用空间。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积极预防性刑法观于性犯罪中的体现——我国《刑法》第236条之一的法教义学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236条之一的增设极大程度上优化了我国的性犯罪规范体系。至此,我国性犯罪对于保护年龄层级的界分不再单一,而是伴随着《刑法》第236条之一的新设而出现了绝对与相对保护年龄层。在后者的语境下,可根据社会学、犯罪学等领域的既有研究成果明晰《刑法》第236条之一的法理根基及保护法益。在此之上,本罪的主体范围及年龄认知等问题亦可依此前提得以廓清。《刑法》第236条之一的增设并不代表立法者将性自决权的保护由《刑法》第236条第1款中抽出后的不当让渡,也不意味着司法工作者在直面特殊职责者实施性侵时可回避应负担的证明责任。如此,《刑法》第236条之一方可视为积极预防性刑法观话语体系下的理性立法之范本。

预防刑法的基本范畴厘清

关于预防刑法的概念与类型还存在诸多争议,其中对概念的描述多是特征性、类型化的概括,这并不能深刻揭示预防刑法的内涵与外延。预防刑法是规定预防性罪名与预防性处罚措施的法律规范,预防性罪名和预防性处罚措施构成预防刑法的一体两面。预防刑法在整体上体现为预防性犯罪化与预防性刑罚化所形成的预防性罪刑规范,预防性犯罪化是对行为所产生的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的犯罪化,预防性刑罚化则突出表现为预防再犯的预防性处罚措施的设置。预防刑法与风险刑法、安全刑法、敌人刑法、积极刑法有紧密联系,既有相似也存在差异,在范围上不宜等同。

积极主义刑法观下谦抑主义的当代使命

刑法谦抑主义是我国刑法中的基本理念,其最早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理念和法治思想,并影响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之后传入日本再借由日本引入我国。刑法谦抑主义不仅仅停留于理念与学说,更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刑法谦抑为视角的人权保障之路上,刑法应当是一种“滞后”与“最低限度”的介入状态,然而在积极刑法观的时代下,刑法的“入罪”范围日益扩大,对此在立法、司法以及程序上贯彻谦抑主义,使其发挥自身的价值,成为刑法谦抑主义的当代使命。

环境犯罪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规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修订呈现出从事后制裁到积极预防的立法转向,具体表现为扩大犯罪圈并增设新罪名,干预时间前移化,从严从重处罚严重破坏环境行为。这一立法转向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新形势,着眼于防范环境风险和维护安全秩序的新需求,强化对集体性环境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环境治理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预防性规制在环境风险防范方面具有正当性和实效性,但也存在适用不周延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和应急性的特点。因此,应从回归法益保护立场、坚守罪责原则立场、奉行司法克制立场出发,对积极预防性规制进行必要的限制。

功利主义视角下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危险犯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背景下,受功利主义形塑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的影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大量增设危险犯,契合了社会治理对风险预防的需要。由于集体法益的人为选择性、抽象性、模糊性等特征可能会造成刑法保护过度化,在刑事立法增设危险犯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危险犯的过程中应以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为基础,回归个人法益保护理念,实质判断“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从而明晰积极预防性刑法观在风险社会的适用限度,在防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的过程中均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

预防刑法视阈下刑罚理论嬗变

从蒙昧时代的犯罪私人化与报应主义,到中世纪初期犯罪公共化与预防主义,再到教会法统治时期的罪孽与救赎,刑罚演变进程深刻揭示了犯罪概念与刑罚理论间的协调对应关系。当前预防刑法核心要旨从法益保护转变为风险防控,使犯罪概念脱离法益损害的客观标准而愈加抽象化、精神化。当前刑罚理论因无法适应此犯罪概念而在预防刑法中遭遇适用障碍。应建立刑法规范效力确证的刑罚观,将刑罚目的理解为纯粹为确认刑法规范的权威和安定,不再重点关注报应或预防功能的发挥,以期实现同预防刑法扩大犯罪圈、创制刑法规范的特征相衔接,最终达成预防刑法内部体系融洽。

积极的一般预防

报应主义固守正义面缺乏保护社会的灵活性,一般预防重视秩序而有主张专断、残暴之嫌,特殊预防则专注于科学地矫治罪犯而排斥了正义。学者们的各种刑罚一体论模式都实际上并未将三者统一。刑罚根据的统一只有在将刑法系统看作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受制于社会大系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根据社会的机能的立场,刑法只保证一点,即与认为规范是无效的意义表达相对抗。刑罚清楚地使犯罪成为一种不值得学习的行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是建立在刑罚以忠诚于法的市民为对象的基础之上的。报应论、一般预防论和特殊预防论三者只是对刑罚根据的外在表现的揭示。在对这三者的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到它们内在地统一于积极的一般预防之中。

风险社会背景下预防刑法的扩张与破局

刑法规制范围的实质扩张才是犯罪化.预防刑法立法扩张并不意味着新法益的创设,而是通过刑法的早期介入实现对法益的前置化保护.预防刑法不是风险理论的特有产物,但是,风险理论在强调对风险的防控上与预防刑法具有一致性.刑法保障人权和维护安全的双重面向应并重,预防刑法正是刑法安全价值的体现.预防刑法自身存在的法治危机如象征性立法、情绪化立法、一罪二罚等风险值得警惕,但不应过度放大.预防刑法的立法扩张应向法益中心主义复归、且不能突破罪责原则.与此同时,在我国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二元违法体系的立法模式下,预防刑法的立法边界应充分考虑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及轻微犯罪分流、出罪机制的有效衔接.

《刑法修正案(十一)》若干要点解析——从预防刑法观的立场出发

《刑法修正案(十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遵循问题导向,通过降低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年龄、增设新犯罪等弥补刑法处罚上的空白、调高相关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对相关利益方的保护力度的方式,对近年来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当前的焦点议题进行积极回应,体现了刑法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要“与时俱进”这一积极一般预防的理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犯罪化”“重罚化”来体现积极的一般预防理念所具有的边界值得关注,作为一般人行为指南的行为规范和作为司法人员工作指南的裁判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积极的预防论初探

积极的预防论旨在将国民培养成规范意识主体,使刑法规范内化为国民的内心确信,从而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宾丁和迈尔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由雅科布斯完成理论建构。积极的预防论可以从哲学、犯罪学和刑法学三个方面寻得合理根据,代表着未来刑法的发展方向。

刑罚目的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

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是刑罚目的理论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可以有效涵摄报应刑论、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理论的合理成分;在现世中国,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贝卡利亚刑法理论评介

贝卡利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 1738—1794)是资产阶级刑法古典学派的始祖,出身于意大利米兰城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后受教育于巴马地方的耶劳大学,青年时参加一自称为“北意大利百科全书派”的激进青年组织,思想上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著作的影响,促使他对于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问题发生了兴趣。一七六四年,贝卡利亚写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出版,风靡一时,轰动欧洲。

论刑罚的积极预防

随着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研究的深入，刑罚积极预防的研讨应引起刑法学界的关注。 本文就刑罚积极预防的作用机制、实现方式、实现条件等作了阐述。

积极的预防论初探

阐述了刑罚的基本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明确了刑罚的本质与目的,指出了消极的预防论的缺陷,介绍了积极的预防论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根据,并从哲学、犯罪学和刑法学三个方面为积极的预防理论寻得合理根据。

论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

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的运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代社会正步入如德国学者贝克所言说的"风险社会"。就刑法而言,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疆域已经扩展到风险规制的领域,从而"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的探讨上,从刑事本体性、刑事现实性和刑事政策性三个维度寻求了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期待风险刑法理论得到更多刑法同仁的认同。

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主要因素,刑法更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法律。近年来,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它不是指社会常常处于变革之中,而是强调社会的变动性和飞速的发展。因此,风险社会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来的风险概念,转变为安全问题。整个法律体系不再关注如何解决犯罪违法行为,在政治层面上更为高度重视安全,首要目的在于做好预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现着刑法体系的更改。这种改变体现除了刑事责任在结构上的嬗变,还在罪责论、因果关系以及实质化方面等教义上发生变化。风险社会下颁布的变动刑法理论,与市场经济更加适应,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注重预防的法律。为了发挥它的优势和作用,维护百姓的安全,给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就必须在体系建立之前就推出适宜的标准,通过良好的保障机制制约人们的行为,为刑法提供保护外衣,使社会能够协调发展。

现代社会中的刑法与两种安全

现代社会需要妥善地处理通过国家实现的安全和免遭国家侵犯的安全,这两种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今,立法者为了满足安全保障方面的需求,愈加频繁地诉诸刑法。刑法之所以能成为保障安全的有效手段,是因为它有助于推动人们形成对规范有效性的信赖。危险犯的立法一方面提高了刑法保护法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严重限制了规范对象者的自由空间。危险犯有其自身独立的不法,这就导致危险犯的法定刑并不必然低于实害犯的法定刑。现代安全刑法的某些内容,并不符合法治国自由刑法的传统原则,也很容易催生出一种纯粹象征性的刑事政策。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寻找更为适当的替代措施。对于社会冲突的解决而言,刑法只能是最后手段,而不可能是最佳甚至唯一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