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的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对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产生深刻影响,微罪、轻罪以及法定犯的比例越来越高,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这些变化均要求,刑事检察应顺应犯罪结构与刑罚目的发展的实质要求,以不断接近积极刑法立法下刑事检察发展的应然状态,包括追求具体个案的实质公正,丰富刑事诉讼的程序体系,注重刑事治理的现实成效等。为此,针对当前刑事检察表现出的与当前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格局、路径方式仍不一致的情况,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当强化刑事检察中罪名确定和量刑建议的公正,消解刑事检察中权力行使的张力,消除刑事检察中的负面效应,以回应和实现新时代刑事检察发展的要求和目标。

数字时代保护科技创新的刑法立法

与传统科技创新相比,数字时代科技创新与大数据紧密结合、引发“物理空间”的数字化,其蕴含的刑事风险具有鲜明的数字时代特征,并着重凸显出对各类“信息安全”的威胁。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的新特点,对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科技创新过程中犯罪行为的技术化、人类认知的有限化、犯罪主体的多元化、危害结果的难估量化,使刑法中的危害行为、罪过观念、责任主体、以及社会危害性评价面临新的挑战。为强化数字时代刑法对科技创新的保护,刑法立法应重点解决保护科技创新的范围问题、科技创新中不当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刑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问题以及科技创新的单位犯罪问题等。为完善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的刑法立法,应坚持适度预防的立法理念,统筹兼顾科技发展与安全保障;以刑法立法的科学化为前提,适度扩充刑法立法的保护面;将罪状进行类型化处理,并采取“前置条件+行为+入罪门槛”的立法范式,以确保刑法立法的可行性。

系统论视阈下刑法立法观的当代中国选择及其展开

当前的刑法立法观之争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积极刑法立法观、消极刑法立法观与折衷刑法立法观之间所形成的理论争议;二是风险/安全/预防刑法立法观与自由刑法立法观之间所形成的理论争议。上述理论争议源于刑法学者遵循“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考察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以致形成了“秩序”与“自由”这两种价值立场的分歧。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与“去中心化”,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的不当束缚,必须基于功能主义的考察进路,从刑法属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现实出发,根据刑法的规范确证功能与运作逻辑考察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情况。这可谓功能主义刑法立法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与正当性根据。根据功能主义刑法立法观,在刑事立法实践中,应当以宪法作为刑法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功能子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以现有刑法规范体系作为刑法子系统自我指涉的参照,从而实现刑事立法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积极刑法立法观的规范体现与合理限度

积极刑法立法观属于刑法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体现。刑事立法并不会直接回应社会现实,因为社会现实的立法诉求必然会经由刑事政策的判断而进一步体现为具体的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在回应社会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增设新罪或者扩张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会导致犯罪圈的不断扩大,进而使得刑法规范在一些方面趋于严密。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刑事立法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其应当保持合理限度。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刑事立法进一步体现出了严密化与精细化,其具体的规范体现主要是增加新的条文内容、修正原有条文内容、涉及的内容范围趋于广泛。在相应的刑事立法理念方面,积极刑法立法观与保守刑法立法观并非属于完全不同的立场,积极刑法立法观应当以保守刑法立法观中的权利和自由价值为根基,注意把握好刑法干预社会治理的合理限度并注重刑事立法的实效性。

民主立法“何以实现”——一个刑法立法公众参与规律的发现

民主立法是国家立法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国家立法能力和立法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民主立法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还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以刑法立法公众参与为例能够更好地发现民主立法“何以实现”之规律。执政党的认可或推动、公众意见比较统一、立法经过充分的商谈和契合刑法基本原理是公众参与能顺利推动“醉驾”行为入刑的重要原因,而违背刑法基本原理、刑法立法的可操作性问题和刑法立法公众意见分歧大则是虽然有立法公众参与,但“见危不救”行为依然入刑难的关键因素。一言以蔽之,民主立法“何以实现”同执政党的认可或推动、公众意见的统一性、立法基本原理及其可操作性密切关联。因此,在立法公众参与中不断争取执政党对立法的认可或推动、最大限度增强立法共识、契合立法基本原理和增强立法可操作性就成为新时代实现民主立法的关键支撑。

草原保护的刑法立法研究

草原的战略地位和严重破坏的现状,表明草原亟待刑法有效保护。草原保护刑法立法方式的疏漏,使草原犯罪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受到刑法的实际制裁。依据传统刑法理论,草原刑法保护应当适用依附散在型和法典型"双重并用"的立法方式;基于实质合理的角度,草原刑法保护应当适用独立散在型"单一独立"的立法方式。当下,适用修正型立法方式颁布刑法修正案,规定与刑法典不衔接的草原犯罪的具体罪与刑,是实现刑法对草原有效保护的合理选择。

我国刑法立法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与实现途径

影响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因素主要有刑法成本与立法质量,刑法成本包括刑法立法成本、刑法监督成本、刑法实施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部分社会成本。刑法立法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刑法立法成本过高、刑法自身缺陷使得其立法质量不高,进而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我们应通过节约刑法成本,提高刑法立法技术,保持刑法立法与实施间的协调性,规范刑法权力运作,健全刑法立法体制,优化刑法资源的配置,加强刑法的宣传与教育,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素质等途径,来提高我国的刑法立法效益。

7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变迁与未来走向

7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9年的探索阶段、从1979年到1997年的成长阶段、从1997年至今的完善阶段。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探索、修正和完善,修法技术趋于成熟,很好地处理了批判与继承、科学与民主、打击与人权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刑法立法之路。在此过程中,刑法立法上出现了诸多理论争论,集中体现在刑法立法理念、刑事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刑罚的轻缓化三个方面,出现了积极刑法立法观与消极刑法立法观,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死刑的存与废等方面的博弈。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新形势,我国刑法立法的未来走向应树立积极刑法立法观,秉承适度犯罪化原则,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统一,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立法道路。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刑法立法观之争的反思与出路

积极的刑法立法观与消极的刑法立法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在立论依据和论证结果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矛盾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突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观点存在误解、争论偏离了问题的实质以及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深层原因则在于双方的刑法立场不同。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是,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寻求两种刑法立法观的融合。这不仅是刑法学派之间从争论走向融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为此,在今后的刑法立法当中,必须树立社会治理的整体性思维,重视刑法立法的实证化基础,并规范刑法立法的公众参与。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刑法立法

我国刑法立法走过了 5 0多年的曲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就着手制定了大量的刑事规范 ,并开展了刑法典的初创工作 ,历经前进与挫折和浩劫后的转折 ,于 1 979年诞生 ;改革开放以来 ,又对刑法典进行了修订 ,从酝酿准备、初步修改 ,到重点修改 ,再到全面修改和审议通过 ,最终出台了现行刑法典。回顾刑法典的创制与修订过程 ,每前进一步都是与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党对刑法立法的领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思想指导 ,二是组织领导 ,三是工作方法上的指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们的立法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试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理论与实施

刑法立法解释是与我国权力结构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刑法立法解释活动主体、对象、程序和形式特点。刑法立法解释应当贯彻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以及刑法立法解释法律效力和生效、失效和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实践较少 ,并有明显滞后性。

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影响了环境刑法的立法发展,现代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治理能力得以提高,形成了核心刑法化、法益独立化、预防化等重要特征。中国在短期内跨越了三次工业革命,但因环境刑法立法理念的滞后及对环境法益理解的浅显,造成环境刑法立法治理能力较弱,难以满足转型深化期抗制环境风险的需要。对此,在保护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积极借鉴西方环境刑法的立法经验,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立法理念,明确环境法益的合理内涵,重构环境刑法体系,及时完成中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积极治理主义”与匈牙利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兼论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改革之方向抉择

在贿赂犯罪日益间接化、群体化、隐蔽化乃至"生态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刑法立法普遍面临着边际效益递减与调整失灵的风险。匈牙利在世纪之交的贿赂犯罪刑法立法转型中,以有效组织系统化的贿赂犯罪抗制为目标,力求解决贿赂犯罪的环境性腐败共同体、犯罪发现能力与效率不足等问题,立法改革体现出"积极治理主义"的新理念。"积极治理主义"新理念的提出,为完善贿赂犯罪刑事责任原理和刑事立法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方向与新内容,可为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的瓶颈突破提供有益参考。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

论我国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发展

从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来看,逻辑性和严谨性皆有所欠缺。修补式的立法修订方式,尽管修补不断,但仍漏洞百出。当下我国日益增长的刑事法治诉求与有限的刑事法治建构能力之间的内在矛盾,直接导致了我国刑法的科学化发展。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转型期各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矛盾,给法治带来了现实困难。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是刑法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刑法立法的科学化,直接关系到刑法正义实现的效果。通过分析论证,文章认为,我国刑法立法科学化发展的路径为建立二元的刑法立法模式,即行政刑法的繁荣和发展。刑法典与行政刑法共同发展,既能有效衔接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间隙,又能提升刑法立法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增强刑法的可操作性,更有利于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建立。

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经验考察

我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立法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立足本国国情和反恐局势、借鉴外国先进立法、贯彻国际反恐公约和强调对恐怖活动组织的打击。这些经验有利于保持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