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本视角之刑法第3条和第12条关联性解析

刑法第3条是罪刑法定的规定,它以第452条对现行刑法有效性为基础而展开,但并不含有刑法不溯及既往所必有的三个自然时日之结构,因而它无法容纳不溯及既往意涵。刑法第12条在秉持刑法有效性基础上,专门对刑法及其修正案施行日前实施终了的旧行为,如何适用罪刑法定做了制度层面的规范性设定:它包含了第3条的全部意旨,只是仅限定其适用于旧行为。在实现有效性刑法法源的基础上,大力弘扬有利于行为人刑事处遇的改善,选择性地设定罪刑法定及其适用,而不溯及既往只是其选择性适用的表现之一;因而它才是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全部意蕴所在,且含有该义项所必需的三个自然时日。就地位与意义而言,第12条远远超出第3条意旨,尽管由于其适用的对象与场合要小于第3条。

新解刑法第3条:条文式罪刑法定与法典式罪刑法定之集成

刑法第3条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具体关系存在不同解读。唯一正确的理解可能是刑法第3条前半段是基于刑法条文的罪刑法定,后半段则是基于刑法典的罪刑法定。中国刑法较少从刑法条款尤其是分则条文之视角来讨论罪刑法定;刑法条文既是定罪的规范,也是决定刑罚的规则;总则诸条款的适用无不以分则条款之适用为前提,分则条文几乎都实践并反映着罪刑法定。第3条反映了以条文式罪刑法定为基础的法典式罪刑法定,进而记载并反映着支撑中国刑法根基的罪刑法定。因此,第3条文本正确的表述顺序可能是"本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山东招远案引发的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思考

山东招远惨案发生时，现场围观群众无人上前制止。若有群众实施防卫行为，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其是否有防卫权呢？若群众实施防卫行为，致使六名施暴者或伤或亡，只为拯救一名受害人的生命，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呢？本文将从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性质定位出发，寻求问题的答案。

刑法第67 条“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实证研究——基于实施近八年状况的理论反思

刑法第67条第3款后段实施近八年来,全国各地很少适用,有的从未适用,且各地适用标准不一。从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及减轻处罚的根据出发,可以从教义学路径,对“如实供述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时间、因果关系、案件性质范围等适当进行扩大解释,合理确定其内涵,以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及刑法的公平、正义。

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特殊防卫”条款的激活——以“反杀案”为切入

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贯热衷于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防卫过当规定,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特殊防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处于虚置状态。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受以往司法观念束缚的思维定势影响以及刑法第20条第3款存在立法瑕疵所致。该文认为,这是由于司法机关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误区,没有坚持就事论理。以往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2款的刑事立法规定是运行就事论事的算法,现在刑事司法实践在反杀案中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是运行就事论理的算法。事是实在的,理是重要的,以就事论理为视角才是激活刑法第20条第3款的根本法则。以就事论理为视角讲究以动态的眼光回顾案件全过程,重在阐明法理,力图获取可接受的合理处理结果,进言之,就是优先考察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就事论理视角下刑法第20条第3款激活的路径是:坚持刑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中的第一位次,回归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初衷,坚持特殊防卫人优越利益的立场,重新厘清“行凶”的含义,准确理解特殊防卫中不法侵害的正在进行,走出侵害人侵害与反击人反击双方数量相等的误区。

罪刑法定之中国法典表达考究

我国《刑法》第3条是刑法直接记载并表达罪刑法定的条文,因而可认为它是罪刑法定在中国法体系里,唯一的法定"住所"。中国法语境里罪刑法定到底包含哪些义项,并非考究罪刑法定之中国法典表达的主题;它只在乎罪刑法定在中国刑法典存在的真实样态。罪刑法定在中国法典里的存在方式如下:《刑法》第3条是以刑法规范架构容纳着罪刑法定,并以两个规范分句作为整条表达着罪刑法定之全义,为突出罪刑法定为本条之唯一显义,甚至有意对刑法调整对象——行为主体的有些行为——予以隐藏,以简化其可能出现的多义,为最大限度地涵盖罪刑法定之丰富含意,以多种类型的双维视域予以表达;但相对于显著表达行为与犯罪行为间法定,罪与刑间的法定关系则仅有提示,未予强调,两个分句现有排序,并不减损罪刑法定本义,但如果更换顺序,可能更加有助于显明罪刑法定意义的逻辑顺序。

论特殊防卫权

我国1997年刑法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针对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争议与疑难问题,本文从特殊防卫权名称的确定与特殊防卫权的适用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第20条第3款应称为“特殊防卫权”,并且对于如何理解该条的规定做了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