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视阈下刑法类典籍编纂的历史嬗变

唐中叶至北宋时期,国家和社会状况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而在唐宋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具体到刑法类图书典籍的编纂特点,则有着丰富多样的流变。如果将唐宋时期刑法类图书典籍置于唐宋变革的历史空间中,能够以点带面形成一个长时段、多维度的观测视角。以往我们注重印刷术带给宋代图书典籍出版的数量变化,但却弱化了图书典籍在内容上的蜕变。更重要的是,假以唐宋变革作为刑法类图书典籍发展区间的话,那么北宋时期的"技道两进"无疑突显着对唐中叶五代以降的成果继承和重大革新。而对唐宋变革刑法类图书典籍编纂特点的考察,又必将助推我们对唐宋变革理论得出更立体的历史观感,从而促成富有穿透性的分析和解答。

墨家刑法观初探:犯罪预防与刑法推类

墨家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派之一。虽作为思想学派,但《墨子》一书中,犯罪与刑法都是其重点论述并加以举例论证的内容。其对犯罪原因的分析及兼爱思想在犯罪治理中的运用,对推类思想的阐述及推类在刑法中的发展在我国的刑法史学的地位都不可小觑。刑法本身的猛戾需要更多的仁爱加以调和,墨家兼爱思想便是良药。本文从墨家的经典出发,辅以现代犯罪学与刑法学的概念,力求对墨子的"兼爱"的刑法观加以探究,古为今用。

论明清目录学史上“消失”的“法家”

中国有迹可循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始设“法家”类,历代正史艺文志多保留了对“法家”类作品的著录传统,但其著录数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且许多原本属于“法家”门类的作品,也从这一类目中“消失”了。实际上这是由于“法家”在历代目录学家眼中,其内涵一直在变迁。而这样的变化常常为人所忽视,其很大原因则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对“法家”这一著述门类进行了“乾坤大挪移”或者“偷梁换柱”。本文以明清目录学家对法家著述的处理形式为例,剖析明清时期“消失”的法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