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306条的法律分析——兼论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

律师地位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的体现。目前,刑事辩护律师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中,特别在私权利与国家各公权力的相互制衡中,律师是私权利一方不可缺少的民间代表,没有律师的参与,私权利一方将更弱小,更难以制衡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律师作为私权利的民间代表,与私权利共同制衡国家各公权力,这正表明律师在法治国家享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相当高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

律师伪证罪:实体与程序的双向思考——对刑法306条的理论探索

针对目前刑事辩护律师遭遇冤案的高发性和国内对刑法306条废除的呼声,文章从刑事实体法基本原理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多角度研讨刑法306条即“律师伪证罪”,提出应缩小犯罪主体、降低处罚程度、废除“引诱”所涉罪状。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控辩平衡”的基本原理,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创设“辩护人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以期达到既避免律师冤案又能提高刑事辩护律师办案的积极性。

刑法306条实体、程序的分析与完善

简要总结了目前国内的主要观点和看法,进而从刑事实体法中“对犯罪的认识和评价、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多角度研讨刑法306条,提出应缩小犯罪主体、降低处罚程度、废除“引诱”所涉罪状。根据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控辩平衡”的基本原理,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创设“非暴力犯罪的辩护人”的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

道德与制度的陷阱——对刑法第306条的评析

刑法 30 6条的设置无论在道德要求上和法律义务上 ,都是值得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公众深深的反省 ,它已经成为律师执业危险的陷阱 ,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立法 ,按照参与的国际条约标准设置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唯此 ,方能推进我们的法治进程。

刑法第306条的理性解读

刑法第306条是对刑事辩护权的限制和对律师职业的歧视,它被形象地称为悬在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比刑法其他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刑事辩护在我国遭受立法歧视的现实。刑事辩护没有空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中国立法活动被异化为纯粹的权力、利益的较量。二是中国缺乏公正对待刑事辩护的土壤:制度上中国不具备弹劾式诉讼构造和正当程序模式;理念上中国没有真正贯彻无罪推定的原则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观念;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缺乏法治文化。

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对刑法第306条的思考

刑法第 30 6条的设立 ,明显是对律师职业的歧视 ,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问题。将第30 6条的罪名分解后 ,可以看出其与第 30 7条存在着法条竞合的关系。取消或废止刑法第 30 6条不仅能够使刑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而且影响深远。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与突围——从立法层面规范分析与设计

我国《刑法》第306条自97年增设至今在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引起了诸多争议。笔者认为,本法条的设立确有必要。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上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立法层面的改进。本文将从本法条的适用现状切入,规范分析相关立法问题,论证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博弈背景下应以实现制衡效益最大化为目的,坚持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现代刑事法治理念,在此指导思想下,通过重新制定《刑法》第306、307条,在《律师法》中确立律协统一行使律师惩戒权前提下由律师惩戒委员会执行的律师惩戒前置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司法审查程序、证人财产保护规定和证人出庭作证强制性规定等,实现与本法条相关的立法完善与设计,以期抛砖引玉,早日突破中国刑事律师面对本法条时步履维艰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

试论刑法第306条

在私权与公权的相互制衡中,律师是私权一方的代表者,只有充分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才能实现公权和私权之对抗,有效制衡公权的滥用,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6条如同律师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对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的侵害,不利于律师辩护权有效的实现。此种立法同时有违国际立法的基本准则。长远来看,我国立法需要废除刑法第306条。对律师辩护行为的约束,可以通过职业道德的约束,以及通过刑法的其他罪名的刑罚处罚等途径来实现。

刑法第306条辨正

刑事辩护制度起源于"希伯来—基督教"信仰,而非古希腊,这对正确认识刑事辩护制度以及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有重要意义。刑法第306条的规定总体上不存在对律师的立法歧视,但该条之引诱条款违背平等原则,对"引诱"应当进行体系性的限制解释。律师伪证罪是拟制正犯,应当符合共犯从属说。律师伪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司法机关需对具体危险进行规范判断。同时,对于此罪的立功也应进行限制。

刑法第306条存与废:倾听法律职业人的声音

刑法第306条(又称律师伪证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当存还是当废的巨大争议,这些争议或来自学理或来自实践中的相关利益群体。2009年底至2010年初的李庄案再次使得这一争论从幕后转至台前。通过考察法律职业人对第306条的真实态度,可以深入地发掘争议背后的社会因素:即司法机关观念上的误区;诉讼结构的不合理;追诉程序上的瑕疵,从而从实体和程序上为刑法第306条的未来寻求一条理性的出路———存而慎用。

对刑法第306条的理性反思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律师伪证罪有存废之争,刑法第306条在本体价值上有职业歧视的嫌疑,使控辩平等理论失效,导致"毋枉"的刑事诉讼底线被突破;在叙事规范方面表现为法条内容高度重复且罪状表述不确定;在实践结果上导致对律师的报复性起诉和刑事辩护数量少、质量低。解决刑法第306条问题的路径在于修改刑法的有关条款、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律师职业特权制度。

刑法第306条的困境及其解围

近期掀起的重庆"打黑"风暴当中,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刑法第306条"律师妨害作证罪"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宪法学分析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符合宪法第125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规定的辩护应对被告人有利、法律及司法机关应保护被告人获得辩护的自由而不是剥夺和限制、辩护是自由和免责的规范要求,而"引诱"与"引导"等中性词存在交叉导致法律的界限不清,即法律可能因为语义范围过广"意外"违宪;其设置本身所包含的对律师的定位不清,对律师、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差别对待而没有合理理由,过度设防导致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同时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也不利于保护被追诉人和律师的人权。因此,刑法第306条违反了宪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由立法机关进行修改。

律师伪证罪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挑战

刑法第306条作为专门针对律师在刑事诉讼执业活动中妨害证据行为的特别条款,给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导致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价值利益体系的失衡。因此,我们应修改刑法第306条,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进一步扩大律师的执业权利,加强律师同司法人员对话的可操作性,完善律师执业的制度保障,消除对律师的歧视规定,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中正常活动不受干预。同时,加强律师自身的执业自律和风险防范方面的规范和意识教育。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之质疑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设置是一项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如助长了职业报复,危及律师事业的发展等,且该法条规定本身亦不严谨。笔者建议,考虑到现行刑法完全存在其他可以援引的法条对该罪规定的三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必要取消刑法第306条。

律师伪证刑事责任新探

《刑法》第306条在司法实践中易被司法机关滥用,成为打压辩护律师的工具。这一现象的归根结底在于控辩的双方力量失衡,废除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是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保障律师辩护权;就现行实体法而言,应遵循刑法谦抑原则对第306条对构成要件进行系统解释和实质解释,以限制公权力滥用,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控辩双方的良性抗衡。

论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两个坎一个坑”

法律中尽管规定了律师拥有更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实务中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的效果不尽人意,出现了“取证难,律师不愿意调查取证”的现象,这是由于法条人为地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设置了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文章通过分析刑诉法41条和刑法306条,认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两个难以迈过去的“坎”,和一个容易掉进去的“坑”.第一个坎是辩护律师自行取证,要得到证人的同意;第二个坎是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取证的时候,不仅要得到被害人同意,还要得到法院或检察院的许可.律师容易掉进的一个“坑”,即刑法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个法条的规定使得律师因证据问题而被调查时有发生,从而大大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对律师伪证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现行《刑法》第306条关键词的法理分析,以求明确律师伪证罪的定义和适用标准,限制其使用的范围,防止该法条成为行使刑事辩护权的障碍,促进刑事诉讼目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