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的谦抑性缺失分析——以经济犯罪刑罚的现实配置为视角

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于基于行政违法前提而被刑法涵摄的经济犯罪,强调谦抑性价值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刑法对经济犯罪刑罚的现实配置为视角,分析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的谦抑性缺失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并且提出了在刑罚配置上解决谦抑性缺失的途径。

试论信用卡透支行为入罪的正当化——从刑罚谦抑性方面考量

信用卡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支付凭证,由于其透支功能以及便捷性,利用信用卡透支的持卡人也越来越多,但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因信用卡透支而身陷囹圄的案件不断攀升,由此有必要就信用卡透支刑法规制进行探讨,以减少实践中因信用卡透支行为引发的刑罚,保证刑罚的谦抑性,实现刑罚的效益。

刑罚的谦抑性刍议——读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一、引言 切萨雷.贝卡利亚,18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1764年,年仅26岁的贝卡利亚出版了他的传世佳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系统论述犯罪与刑罚问题的著作,

刑罚的谦抑性

摘要：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但是我国的形事案件仍呈高发态势，这必然对社会的和谐构成威胁。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刑法也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理念的现代化。人权保障、刑法谦抑、形式理性是刑法的三大理念。而在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应当把刑法的谦抑理念摆在重要位置，破除对刑罚的迷信。

刑法谦抑性基础的多维度分析

刑罚是一种最为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容易对个人自由构成干预和侵害,它不但代价昂贵,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而且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二元结构社会当中,作为公法之一的刑法,其作用范围受到限制,故刑法的适用必须慎重、缩减即谦抑。刑法的谦抑性具有明显的限制机能,已成为近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

论我国重刑主义思潮下刑法谦抑性的时代性亮点

刑法谦抑性理论是现代刑法学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其具有紧缩性、经济性、补充性的价值蕴含。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重刑主义一直占据着法律思想的统治地位,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刑事法律一枝独秀。作为中国封建法律典型代表的《唐律疏议》,在立法体例上以刑统律,在婚姻、债务、财产、继承、经济行政等方面均运用刑罚手段予以调整。这种重刑主义传统对当代的司法实践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国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实施的三次以从重从快为特色的"严打"就体现了对重刑主义的崇拜。在制度层面上,1979年刑法典规定了严重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制度;目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比例仍远高于西方法治国家,重刑主义的倾向依然存在。《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废除了走私文物罪等13个非暴力型犯罪中的死刑,并对年满75周岁的人犯罪予以从宽性刑罚处罚,还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这些规定都是刑法谦抑性理论的制度成果。

论轻刑化——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分析

轻刑化,是刑法谦抑性的实现方式之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然而当今我国传统的重刑化思想仍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轻刑化的内涵、特征的阐述,试图就轻刑化的理论基础及其现实意义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指出在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司法说理应慎用刑法谦抑性

根据对1100余份判决书的整理与分析能够发现,刑法谦抑性在司法实践中,被作为一种“万精油”似的论据来加以使用,且存在滥用、误用导致说理不明的问题。刑法谦抑性在司法、立法活动中遭受争议的根源,在于其概念名称与核心内容之间的龃龉。刑法谦抑性的核心是对刑罚发动妥当性的追问,然而其本身无法独立完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借助其他理论工具来加以具体展开。在司法活动中,使用刑法谦抑性概念既没有必要性,也无法为说理提供有力的论据,甚至可能有碍于司法说理。故而,应尽量谨慎地使用刑法谦抑性这一概念。

试析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时下颇受关注的一个刑事法理问题。关于刑法谦抑性的概念,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

论刑法谦抑性的界定与实践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精神,是刑法两大机能相互制衡的结果。本文试图给刑法谦抑性做简要的内涵界定,通过动态的立法、司法、行刑过程中刑法谦抑性的体现,来阐明其对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以期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论刑法的谦抑性——刑之恶的边界

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轻则有涉行为人的资格、财产,重则有涉自由乃至生命,由此对于任何刑法(罚)的扩张,都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尤其在由传统社会向日趋和谐的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刑法必须保持自己的克制和内敛。试图从犯罪圈的界定和刑罚限度的角度阐释刑法的谦抑性,对此进行反思和审视。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以最小的刑罚资源，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要尽量减少刑罚对犯罪的适用范围，谨慎的裁量刑罚。我国在治安情况良好的情况下，整体上过于严厉的立法和量刑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把刑法的谦抑性理念渗入到立法和司法活动中是十分必要的。

浅议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刑法谦抑性新论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慎刑”思想，能够用其它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使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罚手段调整的尽量不用较重的刑罚手段调整。探索中国当前刑事法治中贯彻刑法谦抑思想的途径，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权，也是刑法自身的要求和必然归宿。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刑罚治理的合理边界——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为例

刑法解释学是合理限制刑罚权扩张的有效方法,法益理论则是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法益属性之争主要表现为超个人法益说与个人法益说的对立。超个人法益说忽略人身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混淆立法目的与刑法条文的保护目的,使得法益在解释法条时的目的指引作用难以发挥。个人法益说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立法与修法趋势,强化对个人的人权保障,满足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是大数据背景下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刑法保护的应然之选。

刑罚轻缓化的理性思考

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的总体趋势趋于轻缓:由残酷走向人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严刑峻罚逐步趋于轻缓。刑罚轻缓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刑罚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功能的有限性。以此理论为支撑,为了使刑罚轻缓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应处理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本质和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

《刑法》第13条新解:范畴提炼及其内在关联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刑法》第13条中提炼出来的最高刑法学范畴,而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则是可从其中提炼出来的二级范畴。于是,应受刑罚处罚性与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便构成了《刑法》第13条中的范畴体系:应受刑罚处罚性统摄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递升关系而非两个标准,故二者不存在对立冲突。刑法谦抑性则对社会危害性和罪刑法定性构成一种反转关系。社会危害性虽然具有刑法学基石地位,但其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实质根据;罪刑法定性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形式根据,且节制着社会危害性;刑法谦抑性则是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反面延伸。最终,社会危害性、罪刑法定性和刑法谦抑性从正反两个方向共同支撑着应受刑罚处罚性。切中内含的基本范畴及其内在关联来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就是对其进行一番深度评注和教义学展开。深度再读《刑法》第13条,是出于深度领会其内容,以让其更好地指导刑法实践和助益刑事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