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刑罚减免述论

秦汉时期,律法的制定和执行者们已能注意针对特殊人群、特定情况和特定情节作出相应的刑罚减免规定和决定,从而使得秦汉律法中的刑罚减免体系得以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自杀免罪、去职免罪、以功赎罪、替代免刑,以及基于"原心定罪"的减罪等若干免罪司法惯例。这些律法规定与司法习惯反映出秦汉立法和司法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作为封建社会人治模式的产物,秦汉时期刑罚减免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其与生俱来的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的。

北宋的减免刑罚制度探微

本文从北宋的赎刑、赦免制度和录囚制度三个方面对北宋的刑罚减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综合运用史料分析的定性分析和列表比较的定量分析对北宋的减免刑罚制度进行研究。

论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的合理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关于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的规定,这项规定有其充分的合理依据。它体现了刑法的公正性,并非将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和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并不冲突;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一点符合死刑限制论和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对老年人犯罪减免刑罚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自助换刑罚——古代罪犯的自新之路

古代罪犯可通过捕告、自首、自觉举、保辜等自助行为换取刑罚的减免,从而走向自新之路。这种制度的设计符合人之好利恶害的本性、立法的最终目的和古人改恶从善的观念。

论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

关于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学理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综观德日刑法之种种学说,可以发现,这些学说尽管表面上见解分歧,但其实都在围绕者一个相同的点在探求原因:决定、影响科处刑罚的因素。这不失为一个恰当的立足点。以此来看,在我国刑法体系下,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在于社会危害性的减小、刑罚目的的(部分)实现以及刑事政策的引导。

对受虐杀夫妇女的惩处和保护的探讨

因家庭暴力引致的受虐妇女杀夫的案件在我国时有发生,受虐妇女因此而被处以重刑的不在少数。探讨对受虐杀夫的妇女判决无罪或减免刑罚的法律依据,对于在惩罚杀人行为与保护受虐妇女合法权益之间获得平衡,对于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期待可能性视角:行为动机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行为动机的进程与划分以界定刑法中行为动机的内涵为前提,刑法中行为动机与通常意义行为动机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与犯罪意图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关于期待可能性的实质之争,学界有责任的要素、人格责任、情节等几种观点,相比较而言,情节说较为可取。通过对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类型与期待可能性的实质的分析,可以发现行为动机与期待可能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各类行为动机以期待可能性为桥梁,影响着行为的定罪与量刑。行为动机原则上属于刑罚减免情节,例外的可作为出罪情节。

刑法学中期待可能性的内涵和分类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内涵和分类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颇多,但对期待可能性内涵和分类的专门论述很少。针对这种状况,分析德日刑法规定与实践以及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对期待可能性的内涵予以重新界定,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秦汉律中的以爵抵罪非“官当”辨——兼论官爵法律特权的儒家化

以往多认为官当制度产生于晋朝或北魏,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秦汉律中的以爵减免刑罚与官当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进而将后者的成制时间上溯至秦。官当的主要原理是用承载着官员个人身份权利的官品官阶来抵罪,从而使官员的个人利益因犯罪而受损。然而秦汉时期的禄秩等级附丽于职位而不从属于官员个人,自然不会允许他们以官抵罪。官爵疏离情况下的以爵抵罪是独立存在的,不能作为官当的内容。二十等爵法律特权的享受主体是广大庶民,明显与官当的概念和精神不符。魏晋以后官的品位化、爵的贵族化、官爵一体化过程相继完成,此时方才具备产生官当制度的条件。士族政治时代为官者地位的提高和君臣关系的变化是官当制度形成的内在动力,儒家美化君臣关系、塑造等级特权的礼治思想是其形成的理论指导和外部推手,官当的成制史正是一个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司法文书中涉及颁行于长沙王纪年五年至九年之间的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三次汉代的赦令。根据相关文书纪年来看,这三次赦令分别对应汉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元狩三年的“赦天下”。其中“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分别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元狩三年五月赦天下相合,“正月壬寅赦”与元朔六年二月赦天下有一个月的差异,疑《汉书》记载有误。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因赦令而减免刑罚的司法文书,进一步彰显了赦令与复作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赦令在免除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的效力。

复数的反击行为与过剩防卫的成否

过剩防卫相关争议主要关注针对刑罚减免根据的不同见解。目前日本刑法中针对防卫行为的研究虽然仍会保有与刑罚减免论相关的意识,却已经开始了向进行整体评价.还是区别评价这一对立观点的转变。以日本最高裁判所的两个判例为契机,整体评价与区别评价的对立开始不限于量的过剩。而是过渡到针对所有过剩防卫的宏观问题。整体分析与区别评价的对立.大体应包括在何种情况下成立过剩防卫,以及过剩防卫的成立界限等两个维度的问题。

犯罪中止自动性判断理论

自动性的判断难以由中止犯的刑罚减免根据确定:但可以从其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与未遂犯的关系中确定判断标准,因为根据刑法条文表述,'自动性'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是对接的概念。自动性判断中的主观说与'自动性'的主观属性契合,在判断自动性时,要将行为人对外部事态的认识作为判断资料,然后判断该认识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影响,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行为还能继续和犯罪的目的还能实现时,实施中止行为的,就具有自动性。在自动性的判断中,一般人标准只是证明过程,而不是判断标准,其判断标准最后必须回归到行为人主观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