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限度性与改造教育目的——毛泽东刑罚哲学思想初论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视野、思想家的逻辑与革命家的胸怀 ,对刑罚问题 ,尤其是刑罚的本质、功能与目的等诸多基本命题 ,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形成了丰富的毛泽东刑罚哲学思想。刑罚的本质与刑罚的目的是毛泽东关注最多的内容 ,刑罚除了它的阶级属性与镇压功能和目的外 ,还应当注意 ,刑罚是有限度的 ,刑罚的目的之一应当是改造人。所以 ,对于刑罚 ,既不能滥用 ,也不能为了纯粹的惩罚而适用。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对传统刑罚哲学的检讨与对中国刑罚执行新范式的建构——从规训型监狱到互动式刑罚实践

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刑罚讲究“经世致用”，是一种典型的实质理性的法律工具主义刑罚哲学与刑罚范式。而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刑罚哲学与刑罚范武，则又有其内在的缺陷与不合理性。因此，有必要从对传统刑罚哲学的检讨开始，解剖利益导向下知识——实践范式的刑罚生活，反思新中国刑罚哲学与执行范式，以探寻我国刑罚的互动发展式科学实践哲学与范式理路。并结合当前监狱改革，对中国刑罚执行新范武进行初步建构，实现规训型监狱向互动式刑罚实践的转换，以促进人类的“一种自由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儒法之间的刑罚根据论:清律窃盗罚则的古今之维

来自西方的现代刑法学有关刑罚根据的理论主要有报应刑论、预防刑论与并合主义三种。对我国传统时代法制影响最为深刻的儒法两家也对相关问题有所探讨,并均可被归入“并合主义”一派,亦即同时认可刑罚的报应、威慑与教育矫正的作用,承认刑罚乃对罪行之报应,将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但对于预防犯罪的手段,法家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而儒家更看重其教育矫正的一面,且法家认为预防犯罪仅靠刑罚一端即足矣,而儒家则倡导兼采礼、乐、刑、政之综合效用。儒法两家共同形塑了我国数千年传统法制的发展脉络,由清代窃盗罚则展现的传统刑罚根据论亦在儒法各异的理念之间激荡、徘徊、演进。我国当代的法学及制度均来自西方,传统时代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儒家更高程度的“并合主义”和法家的重刑主义,可作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成为当代的有益补充。

刑罚的社会学视角

刑罚社会学为分析刑罚制度提供了一个框架。相比于刑法学研究的罪刑控制方法或刑罚哲学的道德评估方法,刑罚社会学可以提供更全面、更现实的解释。社会学观点认为:刑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制度,它通过一系列社会和历史力量形成,并具有一系列超出犯罪群体之外的影响。其中,涂尔干主义者的作品将刑罚解释为一种基于集体情感的确认道德、产生团结的机制。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说把刑罚描述为一种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机制,在阶级统治中起着思想政治作用。福柯的研究侧重于在刑事领域运作的权力知识的具体技术,并将其与更广泛的纪律和管制网络联系起来。诺伯特·埃利亚斯的作品则指出了文化情感和“文明进程”在现代刑罚措施形成中的重要性。这些传统的解释要素可以汇集在一起,对刑罚的社会形式、功能和意义进行多维度的阐述,反过来又有助于制定更现实和适当的刑事政策目标,并为其规范性评价建立更为全面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