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刑罚失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犯罪数量也急剧增长,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犯罪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我国在运用刑罚手段来控制犯罪时却存在刑罚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刑罚结构性失衡加剧了社会中既有的分配不公,制约了刑罚功能有效实现,对解决城市化背景下的犯罪问题产生了阻力。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

刑罚失衡关涉法治建设和社会安定,区别于因罪责刑相适应、量刑个别化原则而产生的刑罚合理差异。《刑法修正案(八)》加剧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程度,该危害在客观上表现为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和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在主观上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刑罚失衡的显性原因是立法技术缺陷与司法裁量失范,隐性原因则是职业素养的欠缺和法律权属的冲突。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应基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包括合理确定量刑基准、规范酌定量刑情节、弱化审判主体职权、强化控诉主体职权和赋予其他参与主体相应权利。

论我国单位行贿犯罪的治理

我国刑法在行贿犯罪中单列单位行贿罪,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市场主体之行为,维护公正竞争秩序。然而单位犯罪的规定过于盖然性,规范的空白之处太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对诸类行为的定罪量刑时有不妥之处。通过探究单位行贿罪的规范界限及立法本意,从而划定对本罪的解释边界,避免任意性的出入罪解释。在此基础上,探讨本罪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单位行贿犯罪的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