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教义学重述

“终身监禁”已进入我国刑法规范体系中,其在本体论上应被界定为“附生效条件”的刑罚执行方式。在价值论上,纵使我国既有终身监禁制度可能存在些许罅隙,但仍需肯定其在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深化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提供新的刑罚模式等方面的积极功效。在方法论上,应当引入“社会分工论”作为分析工具。在体系内分工方面,立法上应通过循序渐进式的制度改革来优化我国终身监禁制度,司法上应有限附条件适用既有的终身监禁制度。在体系外分工方面,终身监禁只能适用于罪行轻于死刑但重于无期徒刑的罪犯;终身监禁比普通死缓更为严厉,与减刑、假释的分工具有互斥性。

“期刑去刑”的困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七)》的个别修改体现了立法对"以宽济严"思想的回应,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民生诉求的积极回应,充分体现了民意,有力地彰显了我国刑法的人文关怀。从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七)》仍呈现出明显的入罪化和重刑严惩的倾向,过分夸大刑法的功能,配套法律不健全等问题也依然存在。立法者应尽量做到从理念到技术保持法的稳定性与回应性之间的平衡,实现"刑之轻重、罚之宽严"的帕累托最优。

论死刑立法与执行的负面效果

刑法是规定犯罪的法律,而刑罚是对实施了违反刑法行为的人所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以死刑、长期监禁刑等重刑的方式处置犯罪人具有正面和反面的双重作用,理性分析重刑的负面作用,进行刑罚改革是使刑法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论题。

引入与调适: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的本土化建构

定罪免刑意味着对行为人仅宣告有罪,但并不实际予以刑罚处罚。我国定罪免刑机制适用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刑罚”,即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并重的条件,而双重条件的限制以及实体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实践中对个案中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情节认定标准不一裁判结果各异。将行为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严重后果(自然惩罚)作为刑罚宽恕事由在域外立法及司法中有较为成熟的实践,并且将之纳入定罪免刑机制具有刑事政策与刑罚理论的正当依据。自然惩罚引入定罪免刑机制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层面上对行为人遭受的严重后果内涵予以合理界定,同时从刑度和程度方面对自然惩罚免刑规则适用进行双重制约;在程序层面上以公共利益考量划分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判决之间界限,凸显自然惩罚免刑规则程序出罪的内在价值,从而为自然惩罚案件妥当处理提供明确指引,有效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理性化及启示——中世纪威尼斯刑法初探

中世纪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做出了刑法理性化道路的探索。它不仅确立了以法典法、习惯法、判例法和教会法为主体的刑法体系,将主要罪名设立为侵犯财产罪、侵害人身罪、政治犯罪三类,还建立起位阶有差、分工各异的专职司法系统,以保障法律的实施。就刑罚适用而言,威尼斯坚持以罚金刑和监禁刑为主体的宽缓量刑原则。威尼斯刑法的理性化源自其本国自由理念、独立地位、政治宽容、商业经济以及人文理性的萌生,它预示着刑法理性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