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辨与构建——从“醉驾入刑”刑罚效应的过度溢出切入

在“醉驾入刑”的背景下,由于现有前科制度导致的刑罚效应过度外溢,每年都有大量家庭深陷窘境。同时,积极刑法观也对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提出了迫切需求。当前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存在重刑主义传统观念、规范不当联结和制度不配套等方面的现实障碍,但也同时具备多元免责理论的可行性支撑和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构建前科消灭制度,需要转变思想,淡化报应观念并倡导包容理念,对欠缺正义性和具有牵连色彩的相关前科规定予以调适。具体而言,在适用条件方面,对前科犯罪性质不作限制,前科消灭次数则以一次为限;在实现方式上,确立依申请和法院依职权启动的双轨制,从两个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努力求得维护前科者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

罪犯劳动报酬规范与刑罚效应研究

罪犯在狱中参加劳动,应当给予报酬,是监狱行刑的重要环节和法治要求。在监狱执法实践中,罪犯劳动报酬在提取、发放、管理、使用等方面往往存在提取标准模糊、缺乏刚性,分配比例失衡、缺少系统,管理监督随意、缺于自律等现象,特别是罪犯劳动报酬使用范围在与刑释储备、财产性判项、狱内消费、家庭救济、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如何做好有效衔接应对,加快构建规范有序、透明高效、创新治理、政策驱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监狱依法执法的内在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

在押犯刑罚心理效应的测量和信效度检验

研究对象:访谈对象:北京市的在押犯50名左右,主要为暴力型犯罪的在押犯。测查对象:北京市的在押犯。初测样本量预计为300人左右;正式施测样本量预计为400人左右;重测样本量预计为100人左右。研究方法:访谈法、问卷测查法。数据分析主要通过SPSS18.0、AMOS17.0分析完成。研究步骤:设计访谈提纲和样本抽样方案;对在押犯进行一对一个体深访;编制具体项目形成初始量表、预测试;探索性因素分析,编成最终问卷;正式测查、重测验证;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效度分析,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探究在押犯刑罚心理效应的现行状况。

从“严打”看刑罚的威慑效应

刑罚的威慑功能,经常被一国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所津津乐道。威慑往往与儆戒同日而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一般包含对社会上一般人的威慑和对犯罪者本人的遏制。"严打"作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凸显着其要着力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然而刑罚威慑效应的发挥不能孤立地依赖刑罚的投入量,应密切注意它与其它相关因素的联系。否则刑罚的威慑就是刑罚的"暴力"。

论挫折与侵犯行为

本文主要研究挫折和侵犯行为的关系。文中涉及挫折是否引起侵犯行为主要受挫折的随意性,个体对侵犯行为的习得,侵犯忧虑,诱发侵犯行为发生的刺激信念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笔者提出,通过普及心理指导,重视社会教育,减少造成挫折的情境以及注重刑罚效应四个途径来避免、控制个体因挫折而导致的侵犯行为。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及其防控机制研究——基于75个犯罪案例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呈现多发态势。如何有效防控此类犯罪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频率统计、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从公开媒体收集到的2001～2014年的75例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该类犯罪的特征，并对其制约因素和刑罚威慑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犯罪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制约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而刑罚对其犯罪的威慑效应较小。因此，对此类犯罪应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做到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并重。

论公共安全的刑法保障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规范已趋完善,迈向罪刑一体化,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既然具备了有法可依的前提,就应当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认真贯彻实施刑法,充分发挥它在维护公共安全中的应有作用。

道德推脱在暴力犯攻击行为与刑罚心理效应中的中介作用

该研究主要探讨刑罚心理效应、道德推脱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研究的方法对265名在押暴力犯的道德推脱水平、攻击行为和刑罚心理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暴力犯的道德推脱机制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刑罚心理效应之间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刑罚心理效应与攻击行为之间也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道德推脱在刑罚心理效应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罪犯,越容易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刑罚心理效应水平越高的罪犯,越少表现出攻击行为;而且刑罚心理效应越高的罪犯,越少地激活其道德推脱机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罚威慑效应”探究——以审前程序为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证明标准方面要求"审判不再迁就起诉、起诉不再迁就侦查",这势必倒逼审前程序证明标准的适度提高,其在有效防止错误定罪的同时,也提高了错误开释概率,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预期惩罚成本并对刑罚威慑效应产生正负两方面作用。对此,在审前程序中应采取措施抑制"以侦查为中心"的路径依赖问题,同时需合理制定司法责任和激励制度、扩大检察官起诉裁量权、坚持遵守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以及加大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等,并兼顾其他威慑手段的综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罚威慑效应。

盗窃类案件犯罪嫌疑人特征在讯问中的应用探讨

盗窃案件犯罪嫌疑人人口学信息、在押期间心理状态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对嫌疑人是否供述有一定影响,讯问人员在分析以上信息资料后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讯问对策。以广州市X区看守所50名在押盗窃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为考察对象,依据实证调查结果,提出综合运用对抗性讯问策略和非对抗性讯问策略,依据个案嫌疑人具体情况科学制定讯问策略和针对盗窃类案件特点收集证据材料,以达到讯问目的。

行刑衔接视阈下轻罪出罪路径优化探析

轻罪在犯罪结构中占比过重,带来涉罪人数激增。为有效控制犯罪圈,减少轻罪刑罚适用,降低刑罚负面效应,当前司法呼吁实现部分轻罪出罪化处置。为此,应当重视刑罚替代措施,加强行刑衔接,以行政处罚衔接、替代刑事处罚,分流部分轻罪行为,实现轻罪犯罪圈的适当收缩。针对实践中行刑反向衔接存在的观念重视不够、检察环节过滤功能发挥不足、配套保障机制措施不力、法律规定不明等问题,促进行刑衔接实现轻罪出罪,需要更新刑事司法理念,重视行刑反向衔接;更加重视检察环节准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扩大轻罪行为相对不起诉范围;加强配套机制制度构建,既促进不起诉的运用,又有效实现行政处罚的高效透明,确保行刑衔接渠道畅通,进而优化轻罪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