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类犯罪现象的发生与刑罚机制的完善

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受害人特别众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特别大,在定性、量刑与执行过程均存在难以解决的病症,成为司法实践的难题。因此,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处理必须解决司法审判机制中实体与程序方面的问题,又要在行政视角进行构建,实现两者的双重结合。

基于风险管控刑事政策的刑罚机制之展开

刑法通常在犯罪论层面,通过引入抽象法益与危险犯以及扩张犯罪圈的机制满足风险治理需求,但是受限于入罪标准明确性与稳定性的要求而作用有限。刑法司法解释对风险管控的作用机制体现出通过刑罚满足风险治理需求的必要价值。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管控从刑事政策领域贯彻至刑罚领域形成了刑罚学新叙事,在风险控制与替代的双层体系下能够通过风险话语有效涵盖传统惩罚与矫治的刑罚功能。风险管控刑事政策的性质决定了刑罚机制的具体展开,受管理主义性质所决定形成了基于风险控制目标的即时预防机制,受修复主义所决定形成了基于风险替代目标的秩序恢复机制,受效益主义所决定形成了精算司法机制。但是刑罚风险管控机制仍然需要在遵循刑法基本原则与保障权利的基础上展开。

侵犯著作权单位犯罪司法认定之反思——基于14份典型判决的实证分析

当前侵犯著作权单位犯罪的刑事判决呈现出追诉单位偏乱、缓刑适用偏多、罚金数额偏少等问题。对侵犯著作权单位共同犯罪的量刑,单位和个人宜根据主犯来确定数额;对单位相关责任人员共同犯罪而言,《法释[2000]31号》答复既引起理论混乱又无法有效指导实践,可直接按主从犯定罪量刑。对侵犯著作权罪的单位仅处以罚金难以实现威慑、警示和预防效果,可借鉴我国禁止令的实践和法国刑法的经验,对其施以资格刑。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价值蕴含

《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规定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制度设计。加强对该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研究,对于彰显刑法谦抑、实现刑罚目的、畅通刑罚机制以及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酷刑的仪式性和民间革命心理——《檀香刑》的精神解析

莫言的《檀香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肉体在接受法律判决时,演化为最极端的刑罚场景。它真实地再现了人类命运中某种内在的悲剧,通过描绘、安排场景和对话,让我们这些观众(或听众)体验到最大的恐惧。对酷刑的反省,是这样一种可能的模拟试验,它的目的,是检查蕴含在旧制度文化中的残酷性,也检省一种面向个体的制度暴力,以及一个社会个体的肉体生命和司法制度的关系,唤起民间革命心理的集体回忆。本文尝试从这样的制度与暴力的阴暗特性中,找到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反思性分析和批判维度。

服刑人员发明创造减刑之“实践乱象”及其法律对策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通过"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获得减刑的激励制度。该制度有利于服刑人员重拾自我,为其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保障。但在司法实践中,以发明创造来获得减刑的利益驱动却催生出了"专利减刑产业链"。治理发明创造减刑之乱象,应推动发明创造减刑程序的公开化与审查的实质化,发挥刑罚机制的威慑作用,对"专利减刑产业链"上的相关人员应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和"徇私舞弊减刑罪"追究刑事责任。

轻罪治理的规范逻辑与制度完善

轻罪治理是刑事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部分,关于轻罪治理的规范逻辑应从立法特征和适用现状上予以展开。关于轻罪治理的理性审视与制度完善,在观念上应当避免轻罪制度成为劳教制度的替代品,强调惩罚和预防并重,同时警惕轻罪立法成为过度介入社会治理的手段。针对轻罪治理的规范和实践难题,可从完善轻罪案件的刑诉程序分流和出罪制度,推进层次化的轻罪刑罚执行体制建设、增加轻罪治理的法律制度配套等方面进行检视和调整。

人文关怀视野下我国缓刑制度完善之思考

由严酷走向缓和 ,由野蛮走向文明 ,是刑罚发展的历史规律。随着人文精神的深入 ,矫正理论的崛起 ,刑罚个别化、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体现人文关怀的缓刑、减刑、假释、社区服务等刑种、行刑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本文在肯定我国现行缓刑制度体现人文关怀价值积极性的同时 ,针对我国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从人文关怀角度 ,对刑法的缓刑制度予以评析 ,对完善缓刑制度进行探讨 ,以期推动立法者更深入地对缓刑制度进行完善。

论刑法学若干重大问题

本文在对我国刑法学通行犯罪论缺陷评点基础上提出了重组犯罪构成理论的设想,犯罪构成三要件与犯罪概念三特征相对应的新的理论结构。在充实犯罪构成理论方面,提出了“持有”是与作为和不作为并列的第三犯罪行为形式的观点,论述了四种罪过形式中只有直接故意才有意志因素的看法。本文的另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提出并分析了在刑罚理论方面应开发一块新领地,对刑罚机制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