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根据论视域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解与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根据面临诸多争议。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均不宜单独作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理论根据。并合论将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加以扬弃与整合,可以为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提供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应以报应刑论统摄目的刑论,在求刑阶段对“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这一要件从实质层面进行把握;在量刑阶段分别基于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确定刑罚的上限与下限;在行刑阶段重点考虑对低龄未成年犯的特殊预防的需要。

对近代刑法学之父的刑罚根据论的再确证

“切萨雷·贝卡里亚到底是功利论者 ,还是报应论者 ?”虽然是个老话题 ,但在我国对此问题的回答仍是争论不休 ,文章从刑罚权的起源 ,刑罚权的行使、刑罚的目的三个方面 ,即贝卡里亚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剖析 ,从而确证出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是刑法史上第一个倡导法律报应 ,第一个把报应论与功利论进行折衷的一体论者。

刑罚根据论的界定

从哲学乃至法律哲学的视角来解析刑罚根据论也许并不能提供终极意义上的根据论内涵,但鉴于哲学基础性的作用,以哲学的范畴来限定刑罚根据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将刑罚根据论建立在哲学的前提之下,为界定刑罚根据论的内涵和地位提供哲学依据。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变迁与建构展望

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涉罪人工智能刑罚的正当性——以东西方认识论互补视角为切入点

尽管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学者从“犯罪人”角度讨论了刑罚正当性,但是他们的论述忽视罪与罚的实质而在人工智能刑罚领域无法适用。本文对古希腊哲学中的共相观进行总结,以破解当今人工智能刑法学者落入的“主观思维陷阱”。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结合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儒家学说进行探讨,发现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可用“实在论”进行概括。基于向量技术生成的人工智能尽管拥有自我意识,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刑罚无法使其感到自内而外的痛苦,所以对人工智能施加的刑罚缺乏正当性。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地位落入黑格尔所提出的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因此应以宋明理学的“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思想对涉罪人工智能进行行政立法规制。

刑罚变更执行共识算法研究

区块链技术为刑罚变更执行数据的真实可信提供支撑,并实现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高效协同.对权威证明共识算法(proof of authority, PoA)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改进的动态加权权威证明算法(dynamic weighted proof of authority, DWPoA),进行刑罚变更执行提请共识.构建联盟链,基于Tangle结构提出一种链上共识算法,进行刑罚变更执行主体间的链上共识;基于(t,n)门限签名提出一种分布式预言机链下共识算法进行链上、链下共识,并对带宽占用率和共识时长进行仿真实验,分布式预言机链下共识算法更具优势.

简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法答网问题:减轻处罚时,如何“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一、减轻处罚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能否“下”到免予刑事处罚?有人持肯定回答,“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可以减至免除处罚……判处刑罚,不仅包括判处一定刑罚的内容,也包括是否判处刑罚以及是否执行某种刑罚制度的内容。如果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只能依其字面解释为必须判处一定的刑罚,那么法定最低刑已经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案件,如何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判处刑罚?”

轻罪治理背景下刑罚配置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刑事立法上呈现出了积极态势,轻罪罪名不断扩增,催化犯罪结构呈现出轻罪率、轻刑率上升,重罪率、重刑率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刑事政策对轻罪的打击极度趋于缓和,我国刑事治理朝着轻罪治理不断发展。但我国轻罪治理中仍存在着重刑主义倾向,轻罪的刑罚适用存在短期自由刑依赖过重、管制刑名存实亡、罚金刑的预设功能发挥不足、缓刑适用率不足等问题。轻罪治理的刑罚配置应该遵循原则从宽、例外从严,功利为主、报应为辅的原则,改造短期自由刑,同时完善轻刑刑种替代短期自由刑,持续推进轻罪刑罚的轻缓化,提高轻罪治理的社会效能。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适用的检视与反思——基于519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网络犯罪在犯罪空间、犯罪方式以及犯罪形态方面,都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这给刑罚的适用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在入罪标准、刑罚适用、此罪彼罪区分之上存在争议。对此,本文通过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结果和量刑情节描述性分析,证实本罪在刑罚适用上,轻缓化程度显著上升;通过对六个主要量刑情节同刑罚结果做二元logistic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证实缓刑适用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前科和行政违法记录,退赔退赃,犯罪所得具有补充影响力;刑期主要受犯罪流水与犯罪所得影响;罚金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犯罪所得与流水具有补充影响力。实证研究说明了本罪部分量刑情节效果发挥不足,刑罚目的实现欠佳,司法压力仍重的现状。解决此困境,构建行刑双向衔接的模式或为良策。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罚,矫正措施的选择只能受是否有利于教育未成年犯这一条件制约。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程度并不影响矫正行为的严厉性,而犯罪数量的上升更与矫正措施的严厉性无关。与传统矫正方法相比,未成年犯矫正项目更为有效,具有矫治措施微观化、系统化、融合化等积极功能。项目矫正是循证矫正方法论的具体化运用,项目矫正是教育矫正未成年犯的核心,采用何种项目更为有效既与未成年人本身有关又与其家庭、生活环境等有着紧密联系。

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立法检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对于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修改充分贯彻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加大惩治单位受贿罪的力度,注重单位行贿罪的刑期均衡,并进一步完善了行贿犯罪规制体系。但对其进行立法检视,不难发现在修法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之处将会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惑,具体表现为财产刑的误用或缺失、刑罚适用的僵化以及罪与罪之间惩治力度不协调等问题。在应对路径上,可以通过取消对国有非企业单位的罚金刑配置,调整行贿犯罪“必并科”财产刑的立法模式,协调行贿罪与特定关联犯罪的刑罚配置,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增设没收财产刑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刑罚附随性制裁的逻辑架构与规范路径

除了传统的刑罚制裁外,刑事定罪还会引发大量诸如获取职业资格、担任公职、入党入伍、落户积分等方面的限制或禁止,进一步加重受刑人的负担,可称之为“刑罚附随性制裁”。近年来,我国频繁利用法律法规中的刑罚附随性制裁规定排斥受刑人,使其正当性和规范性问题成为焦点。究其原因,刑罚附随性制裁将功利主义作为其运行逻辑。对此,有必要将刑罚附随性制裁界定为“准刑罚”的性质,使刑罚附随性制裁从原有的功利主义制裁观向报应主义制裁观转化。为此,我国亟需优化刑罚附随性制裁的路径,要引导这类制裁从隐蔽走向透明,明确具体的适用条件,保障和恢复受刑人的权利,最大化地引导其朝着合理与适度的方向运行。

刑罚的报应结构

犯罪—刑罚的发生次序类似于个体本能反应中的刺激—反射,但又与之存在根本差异。符合群体伦理信念的刑罚能得到强化,反之则会被削弱。刑罚的设定应遵循该当性原则,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犯罪与刑罚应跟随群体伦理信念调整。现代社会刑罚结构的制定权常由专门机构、社会精英行使。虽不应倒退回刑罚制定的原初阶段,但亦不能忽视刑罚的社会文化基础,否则难以取得预想的实施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档案犯罪刑罚的实证检视与立法回应——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14份文书的分析

作为档案安全刑法保障的“最后防线”,档案犯罪刑罚具有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功能。考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14份档案犯罪裁判文书发现,档案犯罪刑罚总体呈现犯罪追诉率低、适用罪名集中、量刑畸轻、缓刑比例大、犯罪人再犯率高等特征,难以有效惩戒和预防档案犯罪行为。究其主要缘由,既有档案犯罪刑罚种类单一的因素,也有档案犯罪量刑标准宽泛等原因。建议通过立法增设档案犯罪财产刑和资格刑、统一档案犯罪量刑标准、规范档案犯罪缓刑适用等方式,提升档案犯罪刑罚质效。

刑罚执行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逻辑展开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将刑罚执行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纳入其中,然而我国刑罚执行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已将近20年。这一司法实践主要体现为无经济赔偿能力的服刑人员的亲属通过向服刑人员进行羞耻心教育或狱警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促使服刑人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将自己在监狱中的劳动改造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补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从而获得被害人谅解和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理。放眼国外,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将刑事和解纳入刑罚执行阶段。通过考察国内外刑罚执行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发现在刑罚执行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均能够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针对我国刑事和解在刑罚执行阶段存在的应用司法实践进展缓慢、相关立法滞后以及刑事和解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创造条件积极推动刑罚执行阶段刑事和解实践发展,加快相关立法步伐,提高刑罚执行阶段刑事和解专业化水平。

虐待儿童犯罪的刑罚配置及适用完善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对虐童犯罪多以虐待罪或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定罪处罚,案件判决整体呈现出轻刑化特点,既无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亦未能体现对儿童的着重保护。轻刑化判决折射出我国虐待罪刑罚配置失衡及司法实践适用从轻处罚严谨性阙如的现状。为使虐童案件均能得到符合其本质之解决,立法层面应适度提升虐待罪的刑罚幅度,并将虐待儿童行为单独规定为加重情形。司法层面应审慎区分教育惩戒行为与虐待行为,在保证儿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完善被害人谅解情节审查机制。

《刑罚原论:中华传统、西方经验与当代转型》出版发行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何显兵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刑罚原论:中华传统、西方经验与当代转型》由法律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全书分刑罚观、刑罚结构、量刑制度、行刑制度四篇,每篇分中华传统、西方经验与当代中国三章,共计135万字。

澳门刑法中法人犯罪刑罚制度评析与借鉴

我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与经济关系紧密,在共同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相同的法人犯罪问题挑战。笔者通过对澳门地区实证法的阐述与研究而对其刑罚制度进行评述,并总结澳门地区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对内地刑法有关制度改革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