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社区矫正的惩罚性悖论与社区行刑正当化危机解构

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在应然与实然层面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一现象并非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所独有,域外实证研究同样证明社区行刑存在惩罚性悖论,其制度实践并不符合理论预设。本文梳理了不同时间和空间下有关社区行刑的概念及其正当化理由,并对其进行了有效性、公正性和周全性的检验。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已有实证研究的总结,解析了域外社区行刑惩罚性悖论的现实缘由,并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因素。本文发现,犯罪控制的整体目标仍然嵌入在原有的评价体制之中,社会公众所期待的仍然是可以通过显性数据证明有效性的安全感,犯罪率、再犯率和行刑效率对社会治理状况的标识作用被放大。因此,社区行刑的目标设定的实现除了需要理论本身的自洽性之外,更需要提高政府、司法机关和公众对有关罪犯矫正和犯罪控制理论创新的接纳程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我国刑法对刑罚折中论的重构

刑罚以剥夺犯罪人的权益与施加道德谴责为内容,不仅可以剥夺人的财产和政治权利,甚至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对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构成了刑罚理论的基础,更决定了刑法的精神。应当在分析刑罚理论上的报应刑论(绝对主义)、功利刑论(相对主义)与折中论(并合主义)的内涵与价值,指出它们分别存在的合理性和弊端,并对折中论进行了再思考,提出折中论是理想的刑罚观念。最后联系我国国情与公民的一般价值观念,根据刑罚的本质,分析我国具体情况,对折中论进行重构,总结出一种适合我国刑罚适用的以报应刑论为主的折中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国化的合理的刑罚根据学说。

试析量刑阶段刑罚根据二律背反之解决--以于欢案为视角

在刑事立法或者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犯罪人的罪行很严重但预防必要性较小,或者罪行较轻但预防必要性较大。这会导致该犯罪人的责任评价与预防必要的不相适应。该如何处理报应刑与预防刑二律背反的问题,是裁判者和刑法学者共同亟待解决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的精准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之后,检察机关积极开展量刑建议精准化探索,在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确定刑量刑建议占比和法院采纳率快速升至高位并常态化运行的同时,也存在确定刑量刑建议标准不清晰、幅度刑量刑建议不规范及法院对不同类型量刑建议采纳程度各异等问题。从理论上厘清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反思“形式精准化”与“实质精准化”、部分精准化与全覆盖精准化等不同价值,对规范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具有重要意义。应通过规范量刑建议分类和提出方式,明晰、细化量刑建议的调整尺度,确立与“实质精准化”对应的采纳方法等措施追求“实质精准化”,从而实现“形式精准化”与“实质精准化”的有机统一。

刑罚的正当化危机与积极的一般预防

随着矫治与改善理论的无效性被普遍地接受,刑罚再次陷入了正当化的危机之中。一种能够使刑罚走出正当化危机的理论,必须根据自身的理论属性,一方面通过经验有效性与(或)规范妥当性的检验,另一方面对刑罚的内容与形态、刑罚所涉的主体以及刑罚的存在范围作全面的合理阐释。传统的特殊预防理论、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报应理论以及综合理论都无法达到前述标准。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以"民众对规范有效性的认同"缓和了刑罚经验有效性的逼问,以宏观上回应民众期待与微观上的"合比例原则"兼顾了民众与罪犯的利益,并能对经验研究的结论持开放的态度。结合部分经验性结论和相关原则,这种理论能解除刑罚的正当化危机。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体法论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具实体和程序双重特征。在刑法理论上必须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以及从宽的刑罚正当化根据等问题进行研究,才能为其制度设计提供实体法支撑,从而在刑事诉讼中准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内涵,增强控辩协商的功效,为法官的量刑活动给予规范保障。目前,有关认罪认罚必然从宽的认识因未考察实体法从宽的理论依据而备受质疑。从实体法意义上,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是基础条件;从宽的内在机理乃是刑罚正当化根据的教义学展开,以此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施以较轻的刑罚处遇措施,从而实现教育改造的刑罚理性。

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以刑罚轻缓化改革为视角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也异常的活跃.刑罚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工具,其正当化根据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只有厘清这个问题,才能在刑事立法、刑罚裁量以及刑罚执行中找准方向.本文通过报应刑论、目的刑论以及折衷论论述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并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刑罚轻缓化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刑法学与刑事执行法学的内在联动:由刑事判决到刑事执行的思考

刑法学和刑事执行法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即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是刑法适用的结果,也是刑事执行的依据,但由刑事判决所固定的刑法适用结果与实际执行的具体需求之间理论上存在"刑罚不足"与"刑罚过剩"的矛盾。作为刑事判决结果的"刑罚份量"由刑罚正当化根据所内在决定,而受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精神的制约,允许在刑事执行过程中依据改造的实际效果,减少由原判决确定的刑罚量,以至真正成为问题的仅是"刑罚过剩"。减刑假释制度能够分别通过减少原判刑罚或者附条件提前释放的形式缓解"刑罚过剩"。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度及理由

当发生引起人心冲动的少年儿童犯罪案件,大众情感上的处罚要求强烈,社会往往就会出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对这种诉求做出了回应,将特定情形下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岁。12岁已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底线,即便再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发生,也不能再降低。理由如下:从国际公约上看,可接受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推荐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4或16岁;已有实践表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无显著作用,而且代价巨大;最为关键的是,少年虽可以认识到对与错,但由于少年缺乏内化刑法所保护法之价值的能力与条件,因而就此认为12岁以下的少年也应当负刑事责任是缺乏理性基础的。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可能只是单纯回应报复需求的工具,其正当性根据存在疑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终身监禁”的合理性探析——以《刑法》第383条第4款为样本

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刑罚措施,《刑法修正案(九)》对其进行规定是不合理的。预防犯罪的目的不需要也不应当由终身监禁来承担。终身监禁不具备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其只会增加刑罚的残酷性,不符合责任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慎用死刑的刑法理念。终身监禁的残酷性不低于死刑,由终身监禁来替代死刑,不仅违背了人权保障,而且不利于当代我国刑法改革的趋势,应当予以废止。

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一再肯定赔偿对量刑的影响作用,司法实践中也将"赔偿"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适用,新《刑事诉讼法》在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中,从立法层面肯定了部分案件中赔偿、和解与刑罚之间的关联性。但赔偿何以影响刑罚、赔偿如何影响刑罚以及赔偿影响刑罚如何实现量刑均衡、"拒绝赔偿"可否作为量刑情节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存在,需要从刑法基本原理出发进行解答。赔偿作为量刑情节适用,要具备一定的依存条件,个案中要围绕赔偿影响刑罚的联结点,结合其他因素来合理地把握赔偿影响刑罚的度,赔偿数额要合理,"拒不赔偿"不能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法益理论的问题与出路

法益概念是很多国家刑法学的最基础性概念。德、日等国的通说认为,法益既是刑法建立刑罚正当化的前提条件,亦是特定行为人罪化的实质标准。整部刑法就可以说是一部法益保护法。我国刑法学界自接触法益概念之后,虽然存在从传统社会危害性与犯罪客体理论角度的批评意见,但主流观点迅速认可并将其视为刑法理论的基石。

累犯认定:现实问题、路径选择与技术规制

我国累犯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裁量情节适用不确定、裁量基准随意以及裁量过程无章可循,其根源在于如何裁量认定累犯后罪刑罚。累犯后罪刑罚应为责任刑,应以责任刑情节为裁量依据。累犯后罪刑罚的责任刑情节包括不法情节与责任情节。责任刑情节的裁量规则包括排除无责任事由规则、排除非行为事由规则和排除犯罪构成基本情节规则。裁量确定累犯后罪刑罚时,应先确定基准刑,再根据责任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基准刑原则上不能高于中间刑。多情节并存时,原则上采取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调节基准刑;如果存在加重或减轻情节,应遵循先评价从重、加重情节,再评价从轻、减轻情节的次序。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