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刑罚泛化”现象之反思——基于实证研究的视角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频现"刑罚泛化"现象:罪名数目有始无终,一审案件有增无减,罪犯总数有加无已。刑罚泛化强调法网扩张,凸显重刑威慑,是执基公权意愿上的强权威慑,无法得到公众认同,在防范未然、抑制不良反应的频发、减少犯罪率的效果上差强人意。刑法是一种以恶去恶的方式,其严厉性和残酷性决定了其适用必须契合公众意愿,符合大众需求,在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的基础上适用。具体而言,刑罚的广度应当坚持不得已原则,在情非得已和别无他法的情况下适用;刑罚的强度应遵循适度性原则,在刑罚刺激大于反应阀限的适度范围内考量;刑罚的信度应秉持必定性原则,在符合前景理论的基础上设定;刑罚的效度,应恪守认同性原则,在契合公众意愿的基础上贯彻。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刑罚泛化及其法律规制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便捷和机会的同时,也衍生了各种非法行为。面对网络非法行为危害社会的严峻现实,公权力机关借助刑法手段开展网络社会治理是必要的。但刑罚手段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决定其存在压缩网络自由权行使空间、导致行政法律规范大量虚置、浪费刑罚司法资源等方面的风险。在思量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必要性及其介入程度的基础上,探寻并发现降低网络非法行为入刑风险的路径主要包括:调整网络非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以分担网络非法行为入刑的风险;强化网络非法行为入刑的正当性,以减少犯罪圈扩大侵蚀网络自由的风险;规制涉网刑事司法解释的越权扩张,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克制刑罚滥用的风险。

社会治理泛刑罚化到社会化——以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为例

公安派出所的执法发生在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交接地带,处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互动的最前线,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社会治理难点和痛点,是观察、理解和反思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最主要场域。犯罪对象的扩大化、兜底条款突破罪刑法定、一审刑事案件的增加和罪犯的增加等只是"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表象。"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本质在于,变迁中的刑罚不断展现出来的功能客观上让国家权力更多地侵入公民私权领域。通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不仅可以更好地从相对面理解"社会治理泛刑罚化"这个模糊的概念,更重要的在于观察和思考基于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的社会治理社会化和法治化取向,进而从"手续到程序"、"证据到证明"以及"权力监督到权利救济"等角度来消解公安派出所执法工作场域中的"社会治理泛刑罚化"。

重回刑法谦抑主义:反思社会治理中的泛刑罚化

社会治理泛刑罚化,是指刑法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超越了其合理的界限,刑罚制裁手段过度介入到社会治理之中。依靠刑罚制裁推进社会的治理虽然高效,但并不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好选择。“泛刑罚化”会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产生些许消极的影响。反思刑法工具主义观,重新审视社会需求和刑法回应的关系,社会治理的刑罚规制应当重回刑法谦抑主义。

刑罚规制个体自决事务的限度——以“不优先救母入刑”案为例

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泛刑罚化现象和趋势,是当代国家普遍面临的实践难题。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社会治理泛刑罚化的问题。问题的核心之一便是,刑罚在社会治理中如何面对和处理涉己的个人自决事务。涉己的个人自决事务属于伦理自决议题,涉他的个人自决事务属于道德自决议题。以"不优先救母入刑"案为例,母亲、女友同时落水、同困火场,先救谁是一个艰难的伦理自决议题。不审慎地采用刑罚手段处理伦理自决议题,会面临和产生诸多的障碍与问题。刑罚规制个体自决事务需要处理三个阶段的问题:首先是规制范围,需要理解和区分涉他的个体自决与涉己的个体自决,避免错误地对待和处理涉己事务产生的伦理责任,以保护个体自主性;其次是责任追究,需要在规制范围限定的基础上明确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注意责任转化的条件,以确保刑罚的可证立性;第三是追责后果,需要确保刑罚的规制不致导致社会塑造和提升的目标落空,进而错失法律及其实践对道德主体的道德形象与能力的塑造与重构。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