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预防效率的经济学思考

犯罪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巨大,但预防犯罪发生的成本同样巨大。我们应转变传统观念,力求在犯罪预防成本最小化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率的预防。要进行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必须建立犯罪社会成本的经济模型,制定激励犯罪和被害双方进行最佳预防的法律政策,构建作为激励机制的刑罚。

企业合规从宽处理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3批15个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企业合规从宽改革试点呈现出启动主体、启动事由与处置结果多元化的特点,监管适用前提不明、责任划分标准不清和刑罚激励根据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企业合规从宽处理的制度属性不明。企业合规不宜作为刑事政策或酌定量刑情节,而应当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融入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在实体修正上,可以在《刑法》第31条基础上增加两款,将企业合规在刑事实体法上明确为单位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前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应当”型法定量刑情节;对于事后及时有效开展合规建设的,作为“可以”型法定量刑情节。在程序设计上,应合理划定适用范围、实质审查适用条件、刑罚激励的人企分离与确保涉案企业同意的自愿性。

理性建构刑事合规的中国路径

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我国刑事合规制度的探索,在诸多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误区。其集中表现为: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内容较为局限,未能充分挖掘既有刑事诉讼制度资源发挥本土优势;理论上普遍忽视刑事合规制度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甚至出现通过设立兜底罪名强制推行企业合规的简单激进主张;企业合规制度的刑事一体化构建蓝图不清、路线不明。对此,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深入探讨。总体上,今后可以采取从程序法到实体法、从刑罚论到犯罪论、由点及面重点构罪的谨慎推进思路,分别从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刑罚激励以及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合规、金融合规、反腐败合规等重要领域立法构罪的刑法强制三个侧面,逐步有序建构起符合我国国情并且契合现行刑事法治实践的刑事合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