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以刑罚轻缓化改革为视角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也异常的活跃.刑罚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工具,其正当化根据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只有厘清这个问题,才能在刑事立法、刑罚裁量以及刑罚执行中找准方向.本文通过报应刑论、目的刑论以及折衷论论述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并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刑罚轻缓化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刑罚的正当化危机与积极的一般预防

随着矫治与改善理论的无效性被普遍地接受,刑罚再次陷入了正当化的危机之中。一种能够使刑罚走出正当化危机的理论,必须根据自身的理论属性,一方面通过经验有效性与(或)规范妥当性的检验,另一方面对刑罚的内容与形态、刑罚所涉的主体以及刑罚的存在范围作全面的合理阐释。传统的特殊预防理论、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报应理论以及综合理论都无法达到前述标准。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以"民众对规范有效性的认同"缓和了刑罚经验有效性的逼问,以宏观上回应民众期待与微观上的"合比例原则"兼顾了民众与罪犯的利益,并能对经验研究的结论持开放的态度。结合部分经验性结论和相关原则,这种理论能解除刑罚的正当化危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度及理由

当发生引起人心冲动的少年儿童犯罪案件,大众情感上的处罚要求强烈,社会往往就会出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对这种诉求做出了回应,将特定情形下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2岁。12岁已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底线,即便再有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发生,也不能再降低。理由如下:从国际公约上看,可接受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2岁,而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推荐的刑事责任年龄为14或16岁;已有实践表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并无显著作用,而且代价巨大;最为关键的是,少年虽可以认识到对与错,但由于少年缺乏内化刑法所保护法之价值的能力与条件,因而就此认为12岁以下的少年也应当负刑事责任是缺乏理性基础的。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至12岁以下可能只是单纯回应报复需求的工具,其正当性根据存在疑问。

“终身监禁”的合理性探析——以《刑法》第383条第4款为样本

终身监禁是不人道的刑罚措施,《刑法修正案(九)》对其进行规定是不合理的。预防犯罪的目的不需要也不应当由终身监禁来承担。终身监禁不具备刑罚正当化的根据,其只会增加刑罚的残酷性,不符合责任主义原则,也不符合慎用死刑的刑法理念。终身监禁的残酷性不低于死刑,由终身监禁来替代死刑,不仅违背了人权保障,而且不利于当代我国刑法改革的趋势,应当予以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