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奸罪法制考论——以刑罚秩序的构建与调适为视角

古代蒙古奸罪法制是蒙古政权统治者对其婚姻宗法秩序的最有力维护,能够保证婚姻家庭行为在合法可控的法制秩序内得以良好运行。古代蒙古治理奸罪,在立法上具有“诸法合体、重刑轻民”倾向,在司法上具有同罪不同罚倾向,这是由其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古代蒙古奸罪法制摆脱了松散任意化的家族式戒律烙印,完成了具有强制力保障的国家法体系的蜕变,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对古代蒙古奸罪的构成要件、治理体系以及量刑原则进行了考察论证,认为古代蒙古法制对奸罪的治理完成了从极端的死刑到罚畜刑、资格刑等刑罚体系的变革。这一多元化的治罪体系具有惩戒、预防和恢复等公法功效,是蒙古社会治理法制化的精华所在。

刑罚权发动的合理性——人大代表增设拖欠工资罪议案的思考

发动刑罚是否合理,当人大代表建议对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通过修改刑法增设“拖欠工资罪”进行遏制和预防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通过分析刑罚自由和秩序的价值蕴涵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以寻求刑罚权发动的合理性根据。拖欠劳动工资能否发动刑罚做出理性的认识,应通过刑罚等多种社会控制手段建立一个自由秩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