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下的法官刑罚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以规则限制权力,抑制裁量,避免因裁量自由过大而导致刑罚显失公正。然而实践中,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总是相对而言的,这就需要法官刑罚裁量权的介入。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上以及法官素质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刑事和解制度化法思想与权源基础的探讨——刑罚权之裁量权配置

轻微犯罪刑事和解制度是符合法目睥性原理的,其制度化法理权源来自其现实物质、精神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与传统和合文化,现代和谐社会理念,以及轻缓刑事政策等条件下的正义、效率等多元价值蝗衡平,我国的司法实践的改革和探索也在证明其可行性和优越性。

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要实现刑罚立法配置的价值和目的,就必须重点考量和关注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当下刑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存在裁量权行政化、个案不当监督干扰、法官素质尚需提高等问题。要加强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主体性保障,重构刑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范化。

论二审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

刑事法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其普遍规律，二审法官进行的刑事自由裁量具有纠偏性裁量、先破后立、刑罚的不可加重性以及终局性的特点。二审刑事法官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主要有：一、二审裁量的犯罪情节相同，但选择的刑罚不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虽然不同，但选择的刑罚相同；一、二审裁量所认定的量刑情节不同，选择的刑罚也不同；二审期间出现了新的量刑情节，二审选择的刑罚不同。二审法官在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存在量刑不均衡、量刑情节适用的不统一、量刑程序不规范以及法官司法理念转变和刑事政策贯彻程度的不同步问题。

量刑程序控制机制的模式化分析及本土化建构

从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机制上有效约束和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将量刑权的制约问题囿于实体法研究的领域,没有从程序制约这一维度审思制约量刑权的有效对策,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克减量刑失当的现象。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法制传统,导致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不可能全盘移植英美国家的独立量刑模式,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倡导的"审判二分法"才是克服"水土不服"的良药。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点,充分吸收和借鉴独立量刑模式的合理要素,继续发扬大陆法系自身的传统优势,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的量刑程序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本土化的量刑程序控制机制。

检察实务中量刑建议实践的思考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发布《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来,量刑建议工作已在检察实务中普遍推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时至今日,量刑建议制度虽已推行10多年,但仍面临一些问题,有关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一直争论不休,在检察实务中量刑建议面临缺少正式规范性法规,侦查中重视定罪证据忽视量刑证据收集,检察机关如何确定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建议,如何运用量刑规范化确定刑罚的裁量建议,量刑建议与审判机关的刑罚裁量权行使的关系,在审判中检察机关如何调整量刑建议更有利于诉讼的进行,量刑建议的实施与审判机关刑罚裁量权的关系,被告人及辩护人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态度等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职务身份对量刑公正的消极影响与制度化解

职务身份影响量刑公正的现象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职务犯罪"司法优待"由文化、规范、司法等多方面原因所致。只有从制度规范着手,才能真正消解职务身份对量刑公正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务犯罪的数额标准,制定职务犯罪量刑指导意见,规范职务犯罪缓免刑适用条件,规范职务犯罪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