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退出机制如何实现——从对积极刑法观的反思切入

积极刑法观系刑法面向社会生活呈现自我的体现,具有双重面相,一方面强调刑罚的预防性功能,体现了刑法希望通过规范引导实现社会秩序治理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刑罚扩张化的现实趋向,拓宽了刑罚适用的口径与实践可能,需要谨防过度积极所致的权益保障缺失与混同前置法适用的潜在风险,这铺垫出刑罚退出机制出场的现实背景。刑罚退出机制以刑罚的独立品格为立论基点,通过该当且必要的刑罚来重新审视罪刑关系,确保刑罚适用在泛化扩张情形下的理性限缩。刑罚退出机制有赖于司法的路径实现,在犯罪认定中注重刑罚对犯罪成立的限定价值,防范以形式罪状的符合性取代犯罪评价的综合审查,注重对积极刑法框架下的入罪限制考察;在刑罚裁量中不随意以竞合论回归重刑,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空间,完善量刑过程与量刑说理,激活酌定减轻制度的适用。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刑罚退出机制的观念倡导与概念界定

积极刑法观带来了刑罚适用的扩张与泛化情形,这一积极性可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个案适用中得以窥见。积极刑法观不是要抛弃刑法谦抑性和否定刑法保障法的地位,而是要通过功能主义来发挥刑罚效益。积极刑法观需要遵循比例原则并注重刑罚的均衡性与妥当性,通过刑罚的有限性适用与有效性追求来助益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退出机制具有反向牵制积极刑法观的现实价值。刑罚退出机制的内涵立足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一体化层面,对非该当刑罚处罚的行为不予刑罚处罚,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无刑罚预防之必要的行为免除刑罚处罚,是对该当刑罚处罚但是刑量超过刑罚目的之需要的行为缩减刑罚处罚,以及对该当刑罚处罚但实践执行抵牾刑罚目的之要求的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综合运行机制。刑罚退出机制作为理念与方法的统一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与既有关联概念存在真包含关系与交叉关系,应在细致辨析中明确彼此的差异性并为其拓展适用提供基础。

刑罚退出机制视域下减刑假释制度的体系完善

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阶段的制度适用,承担着前期诉讼程序公正价值实现的重要使命。刑罚退出机制系减刑假释的价值基石,刑罚退出的顺畅与否检视着减刑假释的实践运行情形,也指引着减刑假释制度从实体到程序的一体化完善。减刑假释背后蕴藏着对危害行为刑责担负的减轻和犯罪行为人作为适格主体的社会回归,系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功能统一。刑罚退出视域下的减刑与假释并不是资源排挤和制度互斥关系,应该从体系层面注重二者的彼此互动和综合效能发挥,并从刑罚执行的日常考核、撤销变更适用、危险性评估与审理方式等层面进行完善。厘清减刑假释实体条件与程序运行既是确保刑罚退出正当性的基础,也是刑罚执行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保障。

刑罚退出机制实践运行的原则遵循

刑罚退出机制应贯彻于刑事程序运行的全过程,并不局限于刑罚裁量与刑罚执行环节,而应该从刑事立案侦查时就贯彻其中。刑罚退出机制是刑罚规范运行的产物,需要结合刑罚的有限性、必要性和有效性予以审查判断。刑罚退出机制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刑法谦抑性和社会相当性等原则存在价值契合,应结合上述原则来夯实刑罚退出机制的理论基石并深刻把握刑罚处罚的审慎性,并在原则背后的价值遵循之中探寻刑罚退出机制的实践运行。

刑法“但书”出罪的功能失调及其规范适用

无罪判决率偏低与冤假错案频发的现象揭示着非罪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尴尬处境。无罪判决率偏低的原因与我国刑事实体法的思路封闭有关,故需要从刑罚退出机制对无罪命题予以重新审视,在刑事实体法视阈下有效发挥“但书”的出罪功能是走向无罪判决规范化的必由之路。“但书”出罪判决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司法实务操作中适用标准欠缺,“不用”与“错用”的情形混杂。从学理上重新审视“但书”规定,在刑罚退出理念的引导下,充分激活和唤醒“但书”的出罪功能,并将“但书”规定作为超法规出罪事由的法律依据,逐步建立谨慎入罪、合理出罪的刑罚双向平衡机制,才能实现无罪判决的规范化运行。

文化冲突对传统罪刑观的超越与省思

文化冲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已成无可非议的既定事实,厘清文化冲突与罪刑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我们重新辨识罪刑观拓展了新维度。文化冲突类犯罪是法定犯中的特殊类型,应当合理界分并细致厘清此类犯罪的罪刑关系,基于文化冲突类犯罪的现实原因与地域文化的生存空间,理性评判此类逾轨行为作为犯罪标定与刑罚适用的必要性。对文化冲突引发的危害行为进行罪刑评价时应当予以审慎排查,把行为与行为人结合起来,双层次审核规范要件的符合性,并且依赖独立的刑罚退出机制予以评判犯罪成立与否。基于此,把刑罚理性与刑罚克制贯穿到刑事司法的实践环节,通过责任归属上的合理界分与关系衔接来实现权利保障与秩序维护的双重功能。

文化冲突与犯罪的法理探寻

“文化冲突类犯罪”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互矛盾与冲突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冲突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现象,与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与决定犯罪的表现形式。“文化冲突类犯罪”有着犯罪群体普遍文化素质低下、犯罪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冲突严重以及犯罪诱因隐蔽性高的理论症结。面对“文化冲突类犯罪”,必须摒除机械使用法条主义,回归理性刑法观,用理性刑法思维去分析具体犯罪问题;在判断“危害行为”的过程中,融入“实质危害性”的判断要素;对“行为主体”的解读要融入“人格”的判断要素,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文化冲突类犯罪”治理过程中“法”与“情”的动态平衡,树立刑法威严公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