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适用的检视与反思——基于519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网络犯罪在犯罪空间、犯罪方式以及犯罪形态方面,都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这给刑罚的适用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在入罪标准、刑罚适用、此罪彼罪区分之上存在争议。对此,本文通过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结果和量刑情节描述性分析,证实本罪在刑罚适用上,轻缓化程度显著上升;通过对六个主要量刑情节同刑罚结果做二元logistic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证实缓刑适用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前科和行政违法记录,退赔退赃,犯罪所得具有补充影响力;刑期主要受犯罪流水与犯罪所得影响;罚金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犯罪所得与流水具有补充影响力。实证研究说明了本罪部分量刑情节效果发挥不足,刑罚目的实现欠佳,司法压力仍重的现状。解决此困境,构建行刑双向衔接的模式或为良策。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对云南省若干地区的实证考察表明,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期徒刑适用过多,管制、拘役刑基本空置;缓刑适用比例过低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司法分流的合法性有待确认等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立法方面的,如立法不明确或缺乏弹性;也有司法或执法方面的,如考察机关负担过重,无力进行有效考察;还有地方因素的干扰,如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等。为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着手。在立法上须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确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增加处罚中的弹性规范;增设已在国内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某些刑罚制度,例如,缓诉制度、缓缴罚金制度、刑事前科报告免除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在司法与执法中,应完善相关机制以扩大缓刑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部门合作,消除地区差异。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

关于汉代适用刑罚的情况 ,史籍仅有零星的记载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则较系统地反映了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 :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 ,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 ,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 ,依法律条款定罪 ,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 ,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 ;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 ,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

对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监禁刑与非监禁刑是国家对犯罪行为正式反应的两类最基本方式。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适用模式反映了世界行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处在以监禁刑为中心的阶段。这种严重依赖监禁刑的模式,给我国罪犯的矫治工作带来了消极后果。为此,有必要在反思我国现行的刑罚适用模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调整,收缩监禁刑的适用范围,拓展社区性刑罚的适用空间,使刑罚适用体现刑罚发展的科学化趋势、“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以及谦抑性的价值目标。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遇制度，尤其是具体刑罚的裁量适用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我国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运作，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都有一定涉及。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未成年人犯罪处遇制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相应地提出完善的建议。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我国刑罚适用模式在加入WTO后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适用模式反映了世界行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加入 WTO以后 ,随着各方面的广泛交流和接触 ,这种距离就会更加明显。因此 ,我们需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从刑事立法和执法角度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罚适用体制 ,使其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刑罚适用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是保证其他法律有效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刑罚适用对于刑法使命的完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刑罚适用的科学性得以确保,才能体现刑法的目的性价值,从而为法治秩序的全面确立创造条件。当下中国的刑罚适用状况不容乐观,只有在反思、借鉴的基础上重构刑罚适用制度,才能保证其规范性、科学性的实现。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下)

对云南省若干地区的实证考察表明,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期徒刑适用过多,管制、拘役刑基本空置;缓刑适用比例过低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司法分流的合法性有待确认等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立法方面的,如立法不明确或缺乏弹性;也有司法或执法方面的,如考察机关负担过重,无力进行有效考察;还有地方因素的干扰,如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等。为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着手。在立法上须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确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增加处罚中的弹性规范;增设已在国内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某些刑罚制度,例如,缓诉制度、缓缴罚金制度、刑事前科报告免除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在司法与执法中应完善相关机制,以扩大缓刑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部门合作,消除地区差异。

未成年人涉毒犯罪的政策权衡与刑罚适用

未成年人涉毒犯罪的刑罚适用脱离不了刑事政策的指引,但是毒品犯罪从严政策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政策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需要在宽严相济的政策权衡中结合具体规范实现持法达理和处罚有度。在未成年人毒品再犯中析分累犯或者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排除该制度适用的方式仍存在局限性,毒品再犯能否适用于未成年人需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中的累犯除外规定进行体系解读,并把惩教兼顾的精神贯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的具体适用之中。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律从宽,在其针对多人行为的贩卖或者多次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形下应适用情节严重的规范适用;在涉毒品犯罪数额与多次情节的综合情形下,对未成年人适用升档法定刑并不违背重复评价原则。

大学生犯罪刑罚适用

目前随着大学生犯罪数量的不断上升,在校大学生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分析大学生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而对大学生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展开探讨。

论毒品犯罪刑罚适用中的宽严相济

从我国刑事立法看,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然而,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的转变,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也应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这种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应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完善:可以通过提高死刑标准来限制死刑的适用,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中的贩卖、运输毒品行为,可以从宽处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对于制造和走私毒品犯罪则可以从严处理;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把握毒品数量这一适用刑罚的标准。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若干问题刍议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应该加以改进。在刑罚体系中,主刑中的死刑、无期徒刑,附加刑中的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均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附加刑中的罚金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适用应做严格的限制。

保护民营企业视角下职务侵占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为保护民营企业利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加大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但基于现阶段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等现象,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存在难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员,而应按照实际的“职务”标准进行认定;“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现存的财物,也包括确定的收益。若“预期利益”属于单位“必然可得”的财产性利益,亦属于“确定的收益”;“本单位”是行为人所在的被害单位,在两个以上单位的合作关系中,被害单位的确定需要穿透复杂的法律关系,从行为人的劳动归属关系和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的利益归属于哪一方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刑罚适用上,应该贯彻实质平等原则,在量刑时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尽可能通过从轻量刑来维系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活力。在此基础上,刑法能够实现依法合理地保护民营企业利益。

论我国刑罚适用模式的调整

刑罚适用模式是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而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仍以监禁刑为主体,非监禁刑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长期受到冷落。为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需要缓解我国监狱行刑困境,为追求科学的刑事政策和谦抑性的刑罚价值,调整我国传统的刑罚适用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社会结构的转型、罪犯构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长期努力,又为这种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

非严重性侵犯音像制品著作权犯罪之刑罚适用——以对20个判例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当前对非严重性侵犯音像制品著作权犯罪案件的刑罚适用存在着适用短期自由刑过多、单处罚金刑适用较少的情况,而且缓刑适用率也相对较低,罚金刑数额的确定也比较随意。对这类案件适用刑罚时应慎用短期自由刑,注重缓刑的适用,扩大单处罚金刑的适用率。

实践与探索侵犯著作权罪刑罚适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33例判决分析为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经过了从无到有的不断完善过程,但也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33份裁判书的实证分析,发现侵犯著作权罪案件具有以下特点:入罪数量较少、发案地区相对较为集中、版权司法采取"运动式"时松时紧的工作方式、全部都是个人犯罪且共同犯罪居多、侵权作品中传统作品类型占据重要地位,但新型作品不断涌现、缓刑的适用缺乏明确标准、罚金刑适用既偏执且随意等特点。基于此,提出了提高刑罚的威慑作用、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发挥著作权管理组织的功能等政策建议。

青少年刑罚适用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

刑罚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各自的局限性,因此刑罚的报应与目的价值统一于刑罚的正当性基础是一种必然。我国青少年的刑罚适用违背了刑罚报应与目的价值的统一,呈现出过度"宽缓化"趋势,不利于青少年犯罪的控制和预防。应当遵循刑罚报应与目的相统一思路,转换青少年犯罪刑罚的理念,坚持"教育与惩罚"并重的动态平衡理念,从无期徒刑与附加刑适用问题、青少年刑罚执行等方面完善青少年犯罪刑罚制度。

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适用体制初探

目前我国的刑罚适用模式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当我国进入WTO以后 ,随着各方面的广泛交流和接触 ,这种距离就会显得比较突出。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重点转移具有进步意义 ,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从刑事立法和执法角度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罚适用体制 ,使其在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