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罪刑罚阻却事由规则的相关问题研究——基于J公司逃税案的思考

本文基于J公司逃税罪一案,对《刑法修正案(七)》关于逃税罪刑罚阻却事由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逃税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只要具有刑罚阻却事由且没有但书情形,对当事人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运用刑罚阻却事由应关注“已受行政处罚”的理解以及关于五年期间的计算等问题。同时,在某些案件中还可能涉及“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应用,如果新法相较于旧法对当事人更有利,只要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就应当适用新法的规定,对符合刑罚阻却事由条件的当事人不予刑事处罚。适用刑罚阻却事由规则还涉及行政与司法衔接的问题,即必须先经过税务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否则,司法机关不得直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两岸刑法中客观处罚条件规定的评析

客观处罚条件原本是德国、日本刑法中的一种立法现象,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是民国时期《中华民国刑法》在台湾地区的延续,在立法上,由于受到德日刑法的强烈影响,在客观处罚条件的规定上与德日刑法一脉相承,甚至将客观处罚条件的立法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含有客观处罚条件的罪名远远超过德日刑法,但有关客观处罚条件的理论定位,台湾学者之间争议特别大。由于我国大陆犯罪论体系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大陆刑法中不存在犯罪成立意义上的客观处罚条件,但存在刑罚权发动意义上的客观处罚条件。

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主体扩张解释探究——以范某、郑某逃税案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关于逃税罪的修改对在此之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尤其是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即“初犯免责”条款是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通过分析范某、郑某的逃税案例为构架,从条文的规定入手,比对美国、德国、意大利对逃税免责的规定,以此为借鉴试图对我国“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主体进行合理的扩张解释,以期解决司法实务中凸显的诸多问题。

抽象危险犯中刑、行交叉难题的破解——路径转换与立法创新

刑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增加带来刑、行交叉问题,并导致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界限不易界定的法教义学难题。刑罚阻却事由作为附条件不处罚事由,把犯罪认定置于犯罪后行为人的行动中予以再评价,着力探讨不具有预防必要性的情况,有利于激励行为人犯罪后以自身的合作实现被破坏法益的恢复,亦能以刑罚手段与非刑罚手段之间的"互为条件"建构,实现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有效破解抽象危险犯中刑、行交叉带来的法教义学难题。刑罚阻却事由诠释了刑法立法有关责任设定的多维视角与功能诉求,其在抽象危险犯中的适用体现为:以限制刑法的不当扩张为着眼点,以应罚性与需罚性的区分为基础,把行为人犯罪后的危险消除行动作为评判其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