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刑罚限缩视角下轻微犯罪制裁的规范性思考

在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兴起的背景下,刑事政策通过指导立法推动制裁体系的预防性转向,实现对社会安全的整体保障。而通过刑罚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实现轻微犯罪刑事制裁的规范化,则需要在预防刑法立法的背景下,坚持刑罚限缩论的理论基础,关注刑罚的成本与弊端,促进合作性犯罪治理,注重刑事治理的整体性与现代化;刑事制裁的适用应当探索刑罚限缩理念下的罪刑均衡,妥善回应犯罪圈扩张招致的刑法谦抑性争议,实现预防刑法观与刑罚观的有机衔接。

宽容刑事观下的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检视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

论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规范化

未成年人犯罪和不良行为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未成年犯,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手段,包括惩罚手段也包括矫正手段。我国并不正式地存在国外通行的保护处分制度,但具有类似的一些基本形式,他们包含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戒毒、工读学校、非刑处置和行政处罚等制度中。在当代惩罚向矫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非刑化是未成年犯处遇中的重要思考进路,故而刑罚制度在面对未成年犯时需要进行自我限缩。在"刑罚后撤,保护处分前进"的平台上,对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制度作一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规范化构建是相当有社会意义的,这种构建可以从未成年犯保护处分的定性、类型、司法裁判机关及该制度和前科消灭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展开,我国未成年犯保护处分需依赖于刑法宽容精神的倡导,惩罚在自我否定意义上成就了宽容刑事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