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制度构建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在我国法治体系中的作用愈发显著。在此过程中,司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配合尤为重要,行政机关一方面通过事前的监督与预防来促使企业建立完备的合规体系;另一方面能够与司法机关一起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治理。然而,由于当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二者在合规整改方面的适用标准有所差异,且二者并无隶属关系,分属不同系统,使得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刑行衔接在程序和实体部分均有所掣肘。鉴于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评估标准,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刑行衔接路径,使其更加规范和细致化,优化制度架构与营商环境。

网络犯罪治理的刑行衔接:基本价值与运作模式

在网络犯罪的深度社会化和产业链特征的双重加持下,网络犯罪成为严峻的社会挑战。在此背景下,网络犯罪案件的刑行衔接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契合对网络犯罪进行溯源治理、过程治理与协同治理的需求,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新业态的风险管控等网络治理课题也需要贯通性的责任处置策略。网络犯罪刑行衔接的两种模式包括刑事判决生效后的“刑-行关联罚”以及未能实现有效刑事判决后再反向衔接的“行-刑补罚”,前者有助于实现法律责任的闭环而后者有助于司法解释中“多次行为入罪化”模式的实现。基于网络犯罪的产业链特征以及网络犯罪的协同治理需求,司法机关要对案件进行全链条审查,注重追究网络平台等犯罪案件“被害人”的行政责任。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行衔接问题初探

检察机关在开展刑事合规过程中,需要发挥刑行衔接的作用,构建一套与行政机关配合的制度。在实践中,刑事合规制度中的刑行衔接还存在诸多争议,既包括刑行衔接的案件移送的共性问题,也包括合规考察、处理结果以及合规不起诉后的监管等个性问题。为了解决企业刑事合规的刑行衔接问题,需要从刑事合规的整体发展流程入手,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中的主导作用,在顶层设计上规范各地检察机关决定适用刑事合规的标准,厘清各个阶段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责以及配合方式,从而发挥出刑事合规的应有功效。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身份证件类犯罪的刑行衔接优化

伴随《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发布,在积极刑法观的指引下,刑法加强了对身份证件的治理,并需要优化和行政法规的衔接,以解决刑行衔接中解释路径和处罚界限的问题。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个人信息安全法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法益都无法准确涵盖身份证件类犯罪的保护法益,而采用社会公共信用法益则更符合实际需求,并将行政法规中的价值追求作为其保护法益的来源、参考标准和衡量依据。在空白罪状的司法适用中,追求行政法规和刑事法规在价值理念上的同频共振,并由空白罪状影响实行行为和适用场合的认定。划分身份证件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刑行界限,应该根据罪名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以三件为数量标准,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盗用身份证件罪采用“数量+情节”模式,冒名顶替罪则根据不同的侵害对象采用不同的区分标准。(1)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问题分析

伴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已意识到行政机关参与合规工作的重要性,正适时构建刑行衔接制度,但也因制度构建时长较短,面临诸多实践困境。行政监管机关法定职责缺位,难以达成合规监管的预设效果;合规整改验收标准不明,企业犯罪预防未能得到溯源治理;行政处罚激励机制尚未激活,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积极性大打折扣;行政监管后续接力不足,合规整改工作就此半途而废。突破口并非不存在,应尽快在法律层面落实行政监管机关的法定职责,明确刑行统一的合规验收标准,构建合规互认制度保证合规激励的有效性,设立跟踪回访或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让合规监管在行政领域持续落地。

轻微犯罪的制裁体系与刑行衔接——质与量的法理思辨

随着轻微犯罪数量的增长,我国如何设置制裁体系和刑行衔接机制是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在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影响下,我国逐步形成了特殊的双层二元制裁体系,其思想基础在于对刑行关系采取了不同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质的区分说和质量区分说都面临难以克服的问题,我国的制裁体系架构应当贯彻量的区分说。我国轻微犯罪应对体系的建构,应当维持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在刑行衔接问题上,则应当坚持立法定量模式,采取根据不法程度来界分的双层制裁体系。轻微犯罪应对体系的发展应当着眼于处罚轻缓,不可将其与轻罪扩张相混淆,在慎重增设行为类型的同时注意避免出现过罪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双层二元制裁体系,实现轻微违法行为规制的合理分流,防止刑事制裁的入罪下限泛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刑行衔接的困境与对策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以合规不起诉为主要刑事处理手段,凸显了刑行衔接问题,滋生了“以刑代罚”风险。在涉税合规案件移送处理中,税务机关既因权责所限无法对非纳税义务主体作出行政处罚,也因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缺乏对被移送对象作出从宽或减免处罚的法律依据,出现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相悖的困境。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的构建应当以企业纳入刑事追诉或行政处罚的对象为前提,明确违法犯罪与企业管理责任的相关性,在立法上构建行刑制裁一体化机制,实现行刑处罚的比例相称和同质互认,进而完善合规启动、监督评估的检税(检察机关与税务机关)合作机制。

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的刑行衔接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基点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具有社会危害性,如何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需要划定刑行边界。我国刑法对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存在着轻重无度,打击重心偏差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一般传播行为打击范围过大与处罚力度过重,具有过度介入社会生活、影响前置性规范发挥社会治理效能之虞;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则打击力度不足。基于比例原则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之考量,须完善惩治路径:一是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前端功效,树立刑行衔接理念;二是刑事惩罚时须符合比例原则,遵循罪刑均衡原则,构建“轻其轻者、重其重者、轻重有度”的刑法治理体系。

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行,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制度迫切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协作与配合。在反走私领域,海关是最为重要的行政监管主体。通过对一起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开展实证研究,引出了企业合规中刑行衔接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对现有的立案侦查、合规考察对象准入及合规不起诉后的衔接环节进行了一番审视。由于海关并没有配合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的法定义务,在双方的程序性衔接和实体性衔接上,刑行衔接不畅的情况在所难免。最后,对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考察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展望,为促进反走私领域企业合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履职思考。

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的初步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行和深化,离不开行政监管部门的全面配合。检察机关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过程中,也较为注重发挥行政监管部门的作用,并尝试利用现有的制度空间解决好与行政监管部门的衔接配合问题。但由于行政监管部门并没有配合刑事执法机关参与办理企业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加上衔接配合的规则和程序粗陋缺失,刑行衔接程序出现不畅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不仅如此,在实体衔接和合规标准衔接方面,也存在着难以保障合规激励的有效性和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统一预防等问题。涉案企业合规刑行衔接问题的有效解决,除了需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监管部门的法律职责,细化衔接配合的规则和程序以外,还需要检察机关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一起制定刑行合规有效衔接的专项合规整改标准,确立企业犯罪侦查中的"检察引导"制度,并继续优化"双向衔接"机制。

论涉案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及其实现

涉案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是制约改革走向深入的关键。立足于“去犯罪化”的刑事合规整改在预防同类以及其他违法风险方面存在不足,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也在方式、范围与效果上存在局限,因而有必要在刑事程序结束后引入行政合规与行政激励。在当前的改革试点中,刑行衔接主要表现为涉罪企业不起诉后的刑行衔接以及涉罪企业与其他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较为理想的制度安排是,在不起诉后的行政处罚程序中,行政机关延伸企业合规监管,激活行政处罚激励机制,引导开展行政合规,并基于合规互认予以从宽处理。此外,行政机关联合行业协会督促存在类似风险的关联企业、行业企业开展合规建设。刑行衔接目前已在试点中有大量探索,未来有必要汲取实践经验,促进刑行衔接走向制度化和长效化。

相对不起诉案件“刑事-行政”衔接问题研究

相对不起诉案件退回行政机关处理涉及刑事案件与行政处罚案件的衔接,刑行衔接目前存在立法不健全、执法不统一、衔接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落实,相对不起诉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刑行衔接不畅的问题更加凸显。应加强刑行衔接的顶层制度设计,统筹考虑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方能有效解决刑行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研判与立体化构建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与迅猛发展,构建保护数据资源的刑事法治规则体系与框架,发挥刑事法律的社会保护功能,既是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当前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存在诸多流弊:在规制内容方面呈现出“重控制、轻利用”特征,忽视了数据本身分享、流动的惯常性,无法实现对数据安全的全链条保护;在规制主体方面呈现出“重监管、轻内控”特征,将企业置于单纯接受刑法强制治理的被动地位,忽略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其规制效果难以彰显;在规制方式方面呈现出“重刑事、轻行政”特征,易形成对技术研发自由的阻碍,不利于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据此,为实现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系统性与有效性,在规制内容方面应弥补数据利用阶段的结构性治理缺陷,实现对数据犯罪行为链条的完整规制;在规制主体方面应构建与监管机制相配套的内控机制,以此来弥合单向度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实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共同主导的双轨制“数据共治”;在规制方式方面应构建与刑事惩治相衔接的行政“滤过”机制,充分发挥行政前置法治理侵犯数据安全行为的功用,实现科技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动态平衡。

当前我国检察主导的行业合规模式初辨

检察主导下的行业合规已在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并形成了“由点及面”和“点面协同”两种模式,但学界对行业合规基本理论研究并不充分。“由点及面”模式以对涉案企业完成合规考察后而启动行业内非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需重点考虑专项合规、全面合规的选择和如何实现有效刑行衔接。“点面协同”模式则以注重涉企案件批量化办理、涉案企业批量化合规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则需要重点解决公权力行使有余、企业权利保障不足的弊端。两种模式并非对立关系,有其各自适用前提与适用价值,在未来立法中应理性构建,改革实践中应因事制宜。

犯罪构成中的程序依附性要素

程序依附性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构成要素,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介入特定的行政行为,并根据行为人的反应来判断是否需要定罪处罚。程序依附性要素常以行政命令性规定为表现形式,具有客观性、补救性和介入性的特征。对于该要素的体系定位,应结合不同罪状中的具体表述分别加以探究,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处罚条件说无法契合程序依附性要素的特殊性,不能合理解决该要素所面临的问题,应支持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对于程序依附性要素的认定,应侧重考察该要素的规范目的是否实现。只要具体行政行为能够起到协助行为人认识到自身行为不法的实质作用,就可认为该程序性限制得到满足,若行为人拒不悔改且符合其他条件的,就可对其定罪处罚。

对企业涉税案件合规建设引入第三方机制启动时点前移的探讨

在企业合规改革中建立健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取得了重要成果,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但繁杂的案件流程耗时长,制约了办案效率,减弱了第三方机制的效果。就企业涉税案件而言,第三方机制启动时点前移,可以缩短办案周期,提升办案效率。实现第三方机制启动时点前移,刑行衔接机制是关键制约因素,须对当前的刑行衔接机制进行改革。

知识产权企业合规制度的价值定位与路径构建——以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为视角

知识产权合规制度是应知识产权强保护与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多重需要而生的必然产物,是外向保障国家安全与内向促进经济创新发展的应然之举,在弥合知识产权法治保护体系缺陷上具有独特的战略定位。“预防风险”是构建知识产权企业合规制度的核心与基本目标,应围绕风险的识别、处置、预防建立合规管理架构,实现内部合规风险控制与外部合规风险规避。优化行刑衔接与联动、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发挥综合履职优势是检察机关落实知识产权合规制度的有效路径。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认罪认罚不起诉完善研究

刑事检察现代化背景下,检察机关大力推进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罪认罚不起诉率大幅攀升,不起诉案件数量的扩大也带来一系列后续处理问题。通过对认罪认罚不起诉适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当前认罪认罚不起诉工作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应当立足检察现代化的发展需要,从拓宽附条件不起诉在认罪认罚中的适用、运用数字化手段做好刑行衔接工作、规范运用多类型非刑罚处分措施方面对认罪认罚不起诉的适用提出制度构建建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成熟定型推进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