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修正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为背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的正式生效,迫切要求中国现行贿赂犯罪的立法加以调整,本文在检讨中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规定的基础上,对立法在规制能力、规制范围上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1)扩大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2)缩减受贿罪和行贿罪的犯罪构成的内容;(3)调整行贿罪的客观方式;(4)增设新型贿赂犯罪类型;(5)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以现实提高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恐怖活动及其犯罪立法研究——兼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和《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相关反恐条款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恐怖活动是影响力和破坏力更大的综合形式的恐怖活动类型,包括四类行为,在我国比较严重的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它是暴力恐怖活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犯罪立法缺少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罪,设立该罪为我国反恐斗争所必需,也与国际反恐立法趋势一致。设该罪应从反恐怖主义综合立法和刑法两方面进行构建,在《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做适当规定。

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影响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部包含刑法规范在内的兼具国际法特征的国际刑法规范,是国际刑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这部公约在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上,体现了犯罪构成要件设计严密、完整、科学、合理的特点。中国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方面尚存在种种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刑法立法方面,需要明确"严而不厉"的立法指导思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在相关职务犯罪的规定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适应了职务犯罪惩治国际化的趋势。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为因应现实中复杂多样的腐败行为以及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设立了刑法规范对部分影响力交易行为予以规制。其罪名宜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较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罪处罚范围明显过窄。本罪主体中近亲属的范围应依刑事诉讼法划定;同时,国家工作人员亦有构成本罪的可能。

探究国内受贿罪立法进一步接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必要性

文章试从我国受贿罪修正案(七)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影响力交易罪"规定的差异和国内对《修正案(七)》主要争议两大方面进行分析,阐明国内受贿罪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影响力交易罪"接轨的必要性。

“风险为本”理念下反洗钱合规制度建设的路径研究——以《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为视角

随着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全方位的反腐败机制日趋完善,反洗钱理念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反洗钱法》的修订是这一理念转变的重要标志。《反洗钱法(草案)》贯彻“风险为本”理念取得重要突破:扩展反洗钱概念,衔接刑法规定;拓宽义务主体,防范洗钱风险;明确“双反”结合,赋权监察机关;明晰境外管辖规定,主动防御风险;增强处罚惩戒性,确保刑罚相当。当前,多源风险高筑反洗钱藩篱:洗钱手段迭新,法律导向性受到挑战;国际反洗钱监管被动,跨部门跨国协作困难;恐怖融资威胁加剧,“双反”制度设计遭受挑战;新义务主体缺乏经验,履行义务陷入风险。应贯彻“风险为本”理念,构建反洗钱合规矩阵:完善反洗钱法律体系,一体推进反洗钱合规制度建设;科学监管,防控洗钱风险;加强联动协作机制,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明确域外管辖原则,打通跨境监管壁垒,提升国际话语权。

以《反腐公约》为视角论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正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之浪潮，腐败犯罪愈益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的特征。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惩治与防范腐败犯罪普遍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与重视，并成功地探寻出一些惩治腐败犯罪的基本策略。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更可谓世界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犯罪共同智慧的结晶。其所确立的防腐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对健全和完善各国反腐败法律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该《公约》于2005年12月14日在我国生效。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负有履行《公约》的义务，《公约》也必然会给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带来相应的变化。为了全面履行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的义务，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也为了使中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更为科学、更为严密，笔者认为，中国刑法应当完善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如下立法规定。

我国拟修改刑法加大反腐败力度

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8月25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修正案针对刑法实施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了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第58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于2003年10n31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2006年2月12日起在我国生效。由于《公约》的生效，我国的刑事法律面临着一个如何根据《公约》的精神和规定作出相应的修订，以便与《公约》接轨的问题。从我国目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情况来看，为与《公约》接轨，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包括打击商业贿赂犯罪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和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06年6月29日、2009年2月28日、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增设了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仍然是不够的。本文旨在结合《公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相关规定的立法意见。

中国反恐新罪名增设争议问题研讨

基于强化治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需要,《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五种反恐新罪名。修法过程中,关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的界定产生了争议。《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反恐罪名有助于维护我国反恐刑法的体系统一,提升我国反恐刑法的治理力度,其关于反恐概念的立法模式和新增反恐罪名总体上值得肯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反恐刑法,合理增设新的恐怖犯罪类型。

简说监察法与刑诉法的衔接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并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三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实施。监察法的公布及实施,有利于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这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中国反恐立法的积极转向及其特殊性

2016年1月1日,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专家的研究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终于出台并开始实施。其中第七章"国际合作"部分规定,中国各反恐相关部门包括武警、公安、国安等部门可以派员到海外执行反恐任务,这一规定无疑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体系是一大进步和积极转向。随着"东突"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势力不断合流,中国积极介入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并派员到境外国家执行反恐任务,势在必行。

论我国反恐行政处罚责任规制

恐怖主义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2013年以来我国新疆、北京、昆明、广州等地发生多起严重恐怖事件,恐怖事件呈多发频发态势,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依法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简称"反恐怖主义法")。其中《反恐怖主义法》第九章从立法上完善了我国反恐行政处罚责任制度。

中国反恐法律机制及参与国际反恐的二元状态析论

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机制来将国际反恐法律文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并予以实施,这难免陷入一种国际法学界中通常所谓的"二元"状态。从这样一种困境出发,国内有学者提出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反恐怖法为主导,诸法配合"的中国反恐立法新格局。从中国的务实外交理念出发,中国参与各项国际反恐公约以及联合国反恐决议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部门性反恐公约,因其具有灵活、明确、有针对性的特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切实可行的。这些公约较少带有大国意志的色彩,较少受到西方大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公诉案件证据审查认定刍议——以新刑诉法和新诉讼制度为视角

在深入贯彻新刑诉法、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新诉讼制度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的起诉工作面临着新的影响和挑战。据此，可以证据审查认定为切入点，转变观念，统一标准，强化监督配合，努力提高职务犯罪公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使其在新形势下国家反腐败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天网猎狐六周年”系列报道之二——反腐成共识 追逃显成效

2020年8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国家监委专项工作报告。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赋予反腐败国际合作。

腐败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

2019年3月28~29日,由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G20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和法学院共同主办的"腐败与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会议围绕"腐败犯罪的全球治理"、"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相关问题"、"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法的协调"、"刑事合规与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发展"、"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完善"等六大问题展开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