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21刑诉解释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相关规定的思考

202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施行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其中的一百条与一百零一条解释,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当中客观存在但缺乏规范认可的两种刑事证据赋予了庭审依据资格。但针对第一百零一条解释,不少学者认为事故调查报告在审查与认定的标准、合法性、报告本身复杂性、行刑连接不畅及诉讼效率、报告各部分的取舍及举证质证诸方面,存在些许问题,需要探索研究。

2021新刑诉解释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适用研究

2021年3月,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出台,《解释》结合社会实际进行了创新,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新规定。例如,第一百七十五条中增添了“一般”两个字,使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新时代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被我国立法所采纳,但是缺乏相应的赔偿制度,因此规范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以及细化赔偿标准、金额等问题迫在眉睫。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偏离与异化:我国庭前会议制度之反思——基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的考察

2021年《刑诉法解释》偏离了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轨道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路径,并导致了其“庭前准备”之功能定位的异化。前者具体表现在庭前会议创设基础的僭越性和对辩方的会议启动权、被告的会议参与权以及法官助理的会议主持权的不合理限制;后者具体表现为,相关掩饰性条款对二元制庭前会议功能结构的试探性侵蚀和跨越式突破。未来,应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基础上,按照对抗式诉讼的理念和法治化的要求,为庭前会议设置功能边界和运行机制。

刑事诉讼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理论反思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确认,突破了原本法定的刑事诉讼证据种类范畴,这一改变不仅触发了理论界对刑事诉讼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存废与否的反思,更引人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及变革进路。这一制度在“作茧自缚”的同时却也契合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因多种类细分方式与多元化区分标准而被诟病的法定化现象实则存在法律背景层面与制度层面的成因,前者主要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后者即指证据制度功能被异化。为赋予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制度以弹性与灵活性,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引入证据能力制度并利用法律解释扩张现有证据种类,最终在立法层面废除现有种类。

模糊的权利:新《刑诉法解释》中讯问录音录像定位反思

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定位及相关问题是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2021年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证据移送、查阅、复制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反映了最高法院在讯问录音录像证据定位问题上审慎推进的基本立场。《刑诉法解释》第54条对律师复制讯问录音录像权利的淡化处理并不意味着取消律师复制讯问录音录像权利,而是对该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性处理。应该从刑事诉讼法整体规范视角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出发,通过法解释学方法对辩方律师复制讯问录音录像权利进行准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