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墨子“刑赏”思想的产生

墨子生活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生活经历为其"刑赏"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墨子"刑赏"思想以独特的自然观、国家观和人生观为理论基础,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具体实施原则,并且体系完整。"刑赏"思想倡导"非命"、宣扬"天志"、追求"非攻"、推崇"兼爱"、致力于"兼相爱,交相利"理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控制思想。它产生于背景复杂的时代,其中某些领先于时代的思想因子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墨子“刑赏”思想的当代法治价值

墨子"刑赏"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的特定时空,以其独特的自然观、国家观和人生观为理论基础。墨子"刑赏"思想具有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内涵丰富,实施原则具体。该思想虽产生于封建社会初期,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其中领先于时代的思想因子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法治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法治价值。

论韩非治国方略中的刑赏思想

刑赏思想在韩非以法、术、势为手段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法、术、势三者皆以刑赏为内容和手段。韩非刑赏思想中有关刑赏的依据、刑赏权的归属、刑赏的对象、刑赏的原则等内容,为刑赏在其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充分的例证。韩非刑赏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正处于经济与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的我国法治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论《商君书》中的“刑赏”激励管理

《商君书》中的管理思想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中形成的东方式的激励管理。《商君书》以对人性的认知为基础,把实现管理目标建立在人性利用的基础上,注重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进行管理,以利农战为目标,厚赏重罚,信赏必罚。随着全球化过程中东方经济的崛起,未来的管理将是如《商君书》对人性、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将是中西方管理的融通。通过文献梳理,对已有的关于《商君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评析和审视,同时借鉴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中的激励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合理分析,激励模式在实际企业中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员工的敬业度和工作的满意度。

论刑赏思想在韩非治国方略中的地位

刑赏思想在韩非以法、术、势为手段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在法、术、势三者各自的界域内,刑赏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另一方面,在法、术、势三者互补不足且彼此助长的过程中,刑赏又如同一条主线贯穿其中。

敬明与刑赏——黄道周政治教化思想解读

晚明闽籍大儒黄道周对政治中的权术、法令、刑赏等进行深刻反思。尤其是刑赏方面,黄道周将其与政教联系起来,其推衍模式不同于宋儒的“政教→刑赏”,而是继承皇侃、孔颖达等人“刑赏→政教”的推衍进路,主要在外王的政治层面展开,突出经世致用的治道思想。黄道周的创新在于引进君子与小人的概念,故其推论模式可表达为“刑赏失当→小人进而君子退→政教不行”。并且黄道周运用自然灾害与雩祀的比喻,阐明政教不可完全依赖于刑赏,但又不能完全废弃,从而对刑赏进行扬弃。而黄道周的正面立论集中于“敬明”内涵,从哲学的高度上阐明“敬”是政治背后的本体,而“明”是“敬”之用,也就是政治的良好运行。由此提出君主应当先以“敬明”修身,从而避免滥刑轻爵,得以“敬明”治天下,亦即从修身一直到治天下的展开,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进路。

《商君书》刑赏思想探析

《商君书》的刑赏思想作为商鞅法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秦国农业、军事、法治等领域,成为商鞅变法的重要推动力。刑赏思想强调"官爵利禄,皆出于兵",提倡"官民同等,刑无等级",主张"刑赏并用,重刑轻赏"。刑赏思想在推动秦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同时,也给秦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复兴儒学,以达尧舜之治——读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有感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于宋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而写的文章。当时的文坛领袖、主考官欧阳修出的策论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句下孔安国注:"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对于苏轼的这篇命题作文,欧阳修十分欣赏,认为它尽脱五代、宋初以来的浮夸艰涩文风。康熙三十四年(1695),苏轼牛刀小试的这篇政论文章被收入民间编撰、毫无媚俗气息的《古文观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里,能够入选《古文观止》,当属经典中之经典,名篇中之名篇。编者以"观止"冠名,恐怕确有当初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九韶》舞乐后的那种心境。与苏轼其他流传甚广的磅礴大篇相比,这篇应试考卷因其体例(策论)、题材(法律),较少有人提及,却是学法政之人不得不读的经典。

讀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札記(下)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文作於北宋,理出先秦,形雖策論,神在儒學,東坡博學高才,宿慧夙成,非惟蜀學翹楚,抑亦人文之光矣。朱熹認爲此文"大意好,然意闊疏,説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人何相似,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朱子以策論作經解,蓋有失公允,經解固須切合本文,而策論何妨發揮經義。蘇文闡明大意,非疏闊空泛議論可比,圓熟流美,匪特辭章佳構,不啻經學專題論説,儒學仁政思想,在在可證,川雲嶺月,其出不窮,惟讀者善識取焉。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论《吕氏春秋》的杂家法思想

杂家法思想一直为法律史学界忽视。作为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理论基础,初步构建起了一个融会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精华的学说体系,为即将一统天下的秦帝国提供一套系统而完善的杂家法思想。因吕不韦在政治上的失败,杂家的治国法思想惨遭废弃,秦朝统一后力行法家"法治"思想却导致二世遽亡。

从国遇时艰看苏轼法治思想的三大亮点

国家遭遇危难之时,治理不仅要有仁政思想,还要有法治思想。本文从我国遭遇新冠疫情时的国家治理切入,阐述苏轼法治思想的三大亮点,即:忠君(爱国)厚民;法不可缺漏;刑赏并行。这三大亮点,在封建时代有其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跨越时空的光芒。苏轼的法治思想在新时代新的社会现实和国家治理中仍有其正面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白居易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的一位政治家,提出了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慎重运用刑赏二柄的行政权力思想;求贤用贤、量才适用,提高君主和臣下素质的人事行政思想;以民为本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唐后期的国家治理具有建设性意义。

论韩非法治思想中“法”的当代启示

法术势”是韩非法治体系的集中表达“,法”在其中起基础和决定性作用“。法”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形式上要求成文和公开,目的上要求符合公共利益,内容上要求重刑轻赏、刑赏有度。韩非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要求我们警惕刑法的重刑主义,防止刑罚的滥用;加强权力制约,构建和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发挥法律与道德的规范作用。

先秦“法”义之变迁

先秦时期,"法"之义大体上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在"议事以制"时代,"法"尚未与规范和制度发生联系,仅仅有"废弃"之义;春秋时期,各国基本上"以礼治国","法"开始具有统治者制定并流传下去的规则、范式之类的含义,在铸刑书事件发生之后,与刑事制度发生关联;战国初期,李悝著《法经》,"法"从此成为刑事制度的代名词;战国中晚期,秦国在商鞅主持下实行变法,"法"因而产生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刑赏为主要手段的规范这样的含义,为各国思想家普遍接受。通过对先秦时期的法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是我国古代刑事实践由习惯的、具体的行为走向成文化、理性化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法"也逐渐形成其特定的含义。

论《商君书》军事法治规则的建构

《商君书》在对原初社会"争"的自然状态的认识和西周以降战乱的社会现实的判断中,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确立"以战去战"的军事法治规则体系,表达了通过统一战争进行秩序重建的权威性渴望。从《商君书》的军事法治规则构建可获知:国家安全和秩序的需要确定了军事和战争的合法性,以法治手段的优越性可有力地保障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我身今虽落众后,我志素欲希轲卿曾巩:一个治世儒者的困惑与坚守

世人说到苏轼的才华,总喜欢用他在嘉祐二年(1057)高中进士的一段轶事来举例。当时阅卷考官梅尧臣在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击节赞叹,将此文判为第一名考卷,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看过后也深觉此文语言酣畅、说理清晰,在一众或浮华空洞,或生涩拗口的“西昆体”“太学体”中独具风骨,正符合自己革除场屋之弊,为国家选拔真正有用人才的初衷。但此文风格与自己的学生过于相似,为避嫌,欧阳修M后H将此卷取在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而被误认为是作者的“倒霉”学生便是曾巩,他的同场作文《刑赏论》也流传至今,有心的读者可以拿来和苏轼对读一下。

心中有“怕”天地宽

《汉书·贾谊传》中载有“为官从政有五畏”:一曰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二曰政事苟且,且官人不任其责;三曰经费不足,而生财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废缺,而教善不得其方;五曰刑赏失中,而心不知所向。前贤警言,当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