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四要素”规则建构——以野生动物保护为视角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刑附民公益诉讼规则供给法律依据,也为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提供了一种全新路径。然而,该制度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在具体适用中出现程序适用、实践样态、审判认定等方面的困境,造成生态环境与司法实务之间的冲突。野生动物保护刑附民公益诉讼制度适用失当的原因在于保护法益的认知模糊、刑事惩罚与民事赔偿的衔接不畅,以及忽略检察机关与其他组织在公益保护上的协同作用等。为此,应构建“诉前阶段-审查阶段-判决阶段-配套制度”四要素审理规则,遵循生态整体主义进路,合理续造刑附民公益诉讼具体规则构建,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为野生动物资源筑起保护屏障,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贡献司法力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和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需要从受案范围、程序、地位、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解决。

食药品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冲突及破解对策

食药品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不同于私益损害惩罚性赔偿,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独立的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使之与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竞合。同时构建符合公益诉讼特点的惩罚性赔偿计算新模式,以“不法利润”和“损失”作为基数更具有理论正当性和诉讼价值,在衡量“主观恶性”与“损害后果”程度基础上设置精细化的弹性惩罚性倍数。

环境刑附民公益诉讼诉请的精准化

诉请精准化是提升环境公益诉讼治理效能的关键之一。对2021年963份环境刑附民公益诉讼判决书的分析表明,诉请存在界分不明,术语表述不规范;内容不够具体,鉴定评估费用高制约诉讼质效;共同被告之责任未精准划分,刑民责任未一体化考量等问题。对此,应根据诉请内容之性质进行界分,规范术语使用;诉请内容具体化,对于赔礼道歉及行为修复类诉请,以“主体、时间、方式、地点、内容、核验、后果”七要素为基础,推行格式化的精准诉请,以简易的模型或公式计算损失额度;精准划分共同被告之按份责任,一体化考量刑民责任。对于同一行为或同一损害,在刑事责任中处以了罚金,在民事责任中,原则上不再诉请惩罚性赔偿。

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食药领域刑附民公益诉讼能动履职路径构建

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不断增多,深化诉源治理成为重要问题。选取加强食药安全守护民生福祉为视角,引入食药领域刑附民公益诉讼能动履职概念;以某市A县、B区两个基层检察院办理食药刑事案件为样本,探讨食药安全治理。组建刑附民公益诉讼专职办案团队,探索刑附民公益诉讼不起诉、惩罚性赔偿数额上下幅度等新机制,深化从业禁止黑名单制度,以“两高”司法解释完善食药刑附民公益诉讼法治内涵,探讨能动履职深度参与食品药品安全治理的路径构想。

公益性惩罚性赔偿的实践分析与制度完善

惩罚性赔偿制度发端于私益诉讼。然而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拓展,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亦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经过四年的实践其正当性得到逐步认同,但合理性仍遭不同程度质疑。通过搜索判决书与案例,发现检察机关提起的食品连环销售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呈现多种模式,给检察实践造成困扰。因此,有必要立足客观诉讼理论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建议以效率为基础作出程序选择以节约司法资源,以“1+N”为责任主体识别标准确保诉讼目的实现,以弹性式系数为数额计算的裁量标准确保罚当其责,以期为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精准化提供有益参鉴。